11岁，没有名字的她参加了红军，红军给她取了个名字——王桂兰；第一次参加战斗，她用手中的手榴弹狠狠地砸向敌人，并缴获了一支手枪；过草地时，发高烧昏死过去的她被误认为已经牺牲，半夜里，大雨浇醒了她，她挣扎着爬回了帐篷；抗日战争期间，被称作“娃娃女县长”的她因为过度劳累患上怪病，经抢救无效被宣布“牺牲”，晚上，被冻醒的她爬出了停尸房，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走进省中医院住院部１０楼王桂兰的病房，只见老人正倚在床头半躺着，在紫红色的真丝夹衣的映衬下，她的脸显得有些苍白。伸手用力握住老人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老人的手软软的；望着微笑着的老人的脸，那眉眼间偶尔一露的刚毅，在我们眼前勾勒出昔日那个能说会唱，风风火火，不怕苦、不怕死的川北辣妹子形象。

    报血仇，１１岁参加红军，扬眉吐气第一次做了自己的主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还债，才６岁的王桂兰被卖到了地主家。

    “现在这个年岁的孩子，可能还要撒娇让妈妈喂饭。可我小女子天不亮就得起床，烧水做饭，侍候地主家一大家子人。我个子又瘦又小，干什么都要搬个小凳子，一不小心打烂个东西，那少不了一顿毒打，屁股和背上留下十几个青紫的印子。”说起这些往事，王桂兰仍旧泪水涟涟。

    有一次王桂兰又被毒打，爹娘闻讯赶来找地主评理，恼羞成怒的地主又逼王家还债，王桂兰的父亲又急又气含恨而死。父亲死了，王家的天就塌了，欠的债更还不上，地主带着人硬收了王家仅有的一亩活命田，并带人挖田地里的王家祖坟，王桂兰的妈妈拼死阻拦，一头撞在墓碑上撒手人寰。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红四方面军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斗争。被多次买卖的王桂兰也逃回了老家。一天，在老灌场上，王桂兰看到赶集的人们都挤在大青树下，也好奇地挤进人群。原来是红军在宣判几个恶霸地主，宣传革命、招募红军。看到逼死爹娘的地主和地主婆也在里面，王桂兰扑上去要他们偿命。一个女红军扶起王桂兰对她说：“要报仇就参加红军！”

    王桂兰来到招兵站，一个大个子问她：“你多大了？为什么要当红军？”

    王桂兰一边抽泣着一边回答说：“１１岁了。他们逼死了我的爹娘，我要报仇！我要跟着你们闹革命！”

    大个子红军一边帮王桂兰擦泪一边说：“干革命不兴哭。叫什么名字？”

    王桂兰回答说：“从小到大，人人都叫我小女子。”

    “你总有个姓吧？”大个子红军又追问道。

    “我爸姓王，都叫他王老汉。”王桂兰的话把大伙都逗笑了。

    大个子红军说：“好！我们要你啦。名字嘛，我给你取一个，就叫王桂兰吧，桂花的桂，兰花的兰。当红军就改变了咱穷人的命运，咱穷人也要富贵他一次，红红火火地开一次花。”

    从那天起，王桂兰就剪掉辫子，戴上八角红星帽，穿上蓝军装当上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战场，妇女独立营战斗中显神威，王桂兰为自己夺得第一支枪

    随着一大批妇女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组建了青一色的妇女武装——红色妇女独立营。王桂兰被调到少共妇女部部长李金莲身边当了勤务员。

    王桂兰还记得她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刘湘集结川军各路势力，向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企图把红四方面军消灭在大巴山地区。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勇猛的抗击。战斗进行到第７天，总部命令妇女独立营乘夜急行军至青岗棵之后，伏击可能溃逃的敌人。妇女独立营在营长吴朝祥和少共妇女部长李金莲的带领下，翻山越岭悄悄从敌人封锁线中插了过去。第二天到达了预定位置时，却发现山头已被敌人占领。为保证完成任务，营领导布置了攻击方案，可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人发现对手全是女兵，就高兴地怪叫、乱喊起来：“哈哈，‘红匪’全是女的呀！没什么可怕的！”“喂，过来吧，给我们当姨太太享福吧……嘿嘿……哈哈……”

    这种侮辱激怒了每个战士，大家群情激奋要冲上去拼命。吴营长稳住大家，察看了地形后说：“让他们再狂一阵子，李金莲带两个排从右山谷绕到敌后发起攻击，我带部队正面逼近，打他个措手不及！”

    王桂兰跟随李金莲顺山沟绕到敌后。那些家伙完全不把女红军当回事，正嘻嘻哈哈地乱作一团，毫无防范。待靠近敌人后，李金莲举起驳壳枪高喊一声：“打！”，女战士们就把手榴弹投进了敌人堆里。还没等敌人醒悟过来，就猛冲进敌人堆里与敌人散打起来。王桂兰手握剩下的一颗手榴弹，像使用铁锤一样拼命砸向敌人的头部。血溅了她一身，可她一点也不害怕，心里只想着，这是她第一次亲手为爹娘报仇，要多杀几个敌人。

    吴营长听到枪声，也率部队冲了上来，两面夹击，山野里回荡的女高音不是在唱山歌，而是令敌人胆寒的喊杀声：“缴枪不杀！”“放下武器，红军优待俘虏！”

    战斗中，眼尖的王桂兰发现一个装死的敌人正偷偷摸出手枪，准备射击吴营长，她飞起一脚，枪响的同时手枪飞落在吴营长的脚边。枪打偏了，吴营长拾起枪在手中掂了掂，用枪抵近被王桂兰踩着脖子的敌军官的脑袋轻蔑地笑笑，然后对王桂兰说：“干得不错，小同志，这算是你缴的枪，我代表营部把枪授给你，用它多消灭敌人！”

    年少的王桂兰人没有步枪高，一直未配枪。现在，有了手枪，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战斗结束后，她把手枪别在腰间，神气地在人群里走动，经过战斗的洗礼，她觉得自己这个娃娃兵已成为了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过草地，饥饿、伤痛、泥沼夺去无数年轻的生命，王桂兰奇迹般死而复生

     “过草地，苦呀！”７０年过去了，当王桂兰回忆起当年过草地的情景时，还是发出了深深的感叹。

    １９３５年８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合编后分为左右两路，在毛尔盖集中后向北挺进。王桂兰跟随右路军从毛尔盖向班佑地区进发。

    茫茫的大草地分为旱草地和水草地。一开始还好走，战士们大都设法弄到一根柳木或槐树棍子用于探路。走了大约２００多里，就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到处是水，只能踩在浮在水面上大小不一的草墩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滑进烂泥里，越挣扎越往下陷，几分钟就将人吞没了。

    这大草地，天气反复无常，一会儿太阳晒得头昏，一会儿云雾翻腾，倾盆大雨中夹着冰雹，浑身淋透让人冻得发抖。晚上找一块高台地，用斗笠、油布、被单支一支过夜，又大又狠的怪蚊虫，叮得战士们满身是包。更糟的是粮食吃完了，拔草根、找野菜，最后连羊皮褂也当粮食吃了下去。

    王桂兰和几个女同志是抬着伤员走，一步两滑，你陷下去她爬出来，满身是泥。大概这样走了三四天，她的肩头磨破处化脓发炎，感染后发起了高烧。伤员不能丢，战友不能丢，她咬着牙硬挺着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到了宿营地，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昏迷过去了。

    王桂兰回忆说：“夜里，恍惚听见战友呼唤我的名字，可我怎么也讲不出话，睁不开眼睛，有人说：‘可惜，这个小同志不行了，这么小就牺牲了，哎，不要让老鹰野兽吃了身子，向她告个别埋了吧。’大伙身体虚弱，又找不到挖坑的工具，就从草地里搬些泥块、草墩子，把我盖上，草草垒成一个小坟包算是安葬了我。”

    “下半夜，下起一场暴雨，雨水中夹着雪粒，冰冷的雪水灌进了坟包，刺骨的寒雨竟然给我降了体温。透过冲开的坟包裂口，我深深地呼吸着冷空气，慢慢抖着身体，渐渐挤开了坟墓，咬咬牙坐了起来。听到动静，半睡半醒的同志们睁眼一看，吓得大叫：‘鬼！她变成鬼啦！’哗的忙往后退。我招招手说出一句话：‘我活着，给我一点热水喝！’惊呆了的同志们才围上来，把我拉进被单搭建的帐篷里，给我披上被子，送上热水，让我吃下了仅有的一点青稞粉。就这样，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第二天，为了让我尽快恢复，战友们抬着我、轮流背着我走了一天。第三天，我感觉好多了，心想，不能再拖累同样虚弱的战友，坚持自己跟着走。一路上，看着座座用草掩埋的坟茔，人人心如刀绞，小坟包上放置着缝着红五星的军帽，没有墓碑、没有姓名，好多战友把自己燃烧的青春生命，留在了这茫茫的草地。”

    为抗日，“娃娃女县长”忙碌中染上怪病，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到达陕北后，王桂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培养对象被送往延安女子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甘肃省曲子县当了副县长。

    王桂兰说，那时的工作真多，天天忙得不知睡、忘了吃。要带领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组织地方武装；要组织群众加强生产，多打粮多养牛羊；还要动员妇女们做军装、做军鞋支援前线。那时候，她整天风风火火地工作，与老乡们打成一片，吃一锅饭，睡一张炕，不少老乡认她做“干女儿”。群众也十分信任她这个十六七岁的县长，都亲热地叫她“娃娃女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