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长征女兵危秀英1984年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

　　时间：2006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

　　地点：延安“八一”敬老院。

　　亲切拉着手坐床上问：“生活好吗？”

　　答：“好！如今吃得好，穿得好。”

　　摸了摸床垫，说：“铺太薄了。”

　　答：“还有两床棉被没垫上呢。”

　　亲手送上2000元慰问金，说是拜年。

　　答：“哎呀！我又不是啥要人，还让您跑大老远来看我，怎么过意得去？”

　　满怀深情地，说：“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功臣，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历史功绩。”

　　发问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回话的，是现年90岁的长征女红军刘天佑。时隔半年，刘天佑面对本报记者，往事历历在目。

　　长征女兵，感天动地；史无古人，世无先例；雪山草地，艰险如一；打仗医护，别样美丽；娇弱之躯，钢铁之气；惨烈艰苦，可歌可泣；千秋辉映，精神不屈；人民永记，历史永记。

　　可面对本报记者，94岁的王泉媛微微笑了，眉眼弯弯、白发齐整，仿佛笼着一层光晕；91岁的邬家珍掠掠头发，挺直腰板，胸前的胜利纪念章闪闪发光；88岁的张明秀敛眉静默，沉浸在对爱人罗炳辉将军和长征岁月的深深怀念中；87岁的钟林因长征后高烧致鼻梁塌陷，连连摆手说“丑相”，却依然祥和动人……

　　十位长征女战士，就这样在本报记者面前，说开她们的长征。

　　毛泽东紧紧握着担架上不省人事的贺子珍的手连连大喊：子珍子珍，我来了！

　　“那一刻，我哭了，大家都哭了。”王泉媛告诉记者：“我们当时刚翻越贵州一处山岭，敌机突袭狂轰，贺子珍勇扑伤员身上，不幸中弹，浑身鲜血淋漓，昏迷不醒。我赶忙和邓六金用担架抬起她，一步一挪往山下走，直到见前面山岗出现明亮的马灯，直到同志们来接应，见到毛主席……”

　　再访这位后来饱受严刑淫辱的红军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那面10年前本报记者“长征路上访红军”所赠的红旗挂在客厅正中央，颜色依然鲜艳。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94岁高龄的她今天讲述，依然清晰如昨―――

　　1934年10月，王泉媛突接刘英“又”字形急信连夜赶回瑞金，一见面刘英惊呼：“哎呀，你这小鬼，我以为你今天回不来呢。天亮后，你去卫生部检查身体，部队有行动。”翌日，体检通过，王泉媛和危秀英、李伯钊等10多名女兵参加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与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一起，共计30名，从此开始漫漫长征。

　　这就是长征中赫赫有名的30名妇女干部。她们除了沿途逐户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除了出色的民族工作，还有着许多的鲜为人知：干部休养连面临全军覆没时孤身掩护战友撤离的，是她们中的吴富莲；“唱支山歌当点心”、一路艰苦一路欢歌的，是她们中的山歌手李坚真；大把草药径直含在嘴里嚼烂再为伤员敷上的，是她们中的“草药大王”王泉媛……

　　长征结束时，原本125斤重的王泉媛，仅剩89斤。

　　弱女子吗？不。四川豪富闺秀张明秀，曾是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附属医院的排长。在长征中最艰难亦是最后一趟过草地中，她硬是背负了一名伤员。摇摇晃晃，没背几步就倒在污泥里；挣扎着爬起，搀着伤员一步步挪，坚持走出大草地。她还曾“请缨”折回大雪山，将滞留在山那边的伤员们接回，浑然不顾自己刚刚翻越雪山时，曾被旋风卷到山底险些长眠。

　　而她自己的亲妹妹，就在长征中牺牲。

　　那是第一次过草地后，迎面一条河流湍急，姐妹同陷急流漩涡。战友救下张明秀，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睁眼急寻，却只见战友们捞起的妹妹那一双湿淋淋的鞋。

　　红四方面军数千女战士之一的张明秀，后至延安与红军名将罗炳辉大婚，毛主席亲批“同意罗炳辉和张明秀同志结婚，并祝永远幸福。”

　　张明秀今年88岁。最难忘的是那双湿淋淋的鞋。

　　她永世铭记。这位长征时年仅8岁的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万曼琳，一次跟炊事员上战壕送饭，突然敌机轰炸，炸弹落在不远处。炊事员迅即扔下手中担，奋力一扑将她推进战壕。尚未反应过来的她只听得轰隆巨响，便不省人事，醒来才知，那位救她的战士已永远闭上眼睛。

　　面对本报记者，长征后在红军剧团跳《海军舞》曾被摄影并刊登于《西行漫记》的万曼琳缓缓说：“没有战友，我肯定走不完长征路。”脸圆、眼睛圆、鼻子圆圆的她，是众人疼爱的“小皮球”，走不动了战士背，陷入沼泽了战士拉，过河时害怕得直蹲下也是战士伸出臂膀夹起她走。过雪山时粮绝，大家纷纷解下皮带准备煮，“小皮球”也要解，连长说啥也不肯，“你人小衣服大，离不开皮带，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你的。”后来，她一直系着这根皮带，走到了陕北。

　　巧得很，沪上健在的最小女红军苏力，当年长征同样8岁。

　　同样，轰炸中一声巨响，她不省人事。醒来时遍身是血，身下还压着一位红军姐姐的手臂。站起后方知自己毫发未伤，血全流自那位不相识却奋不顾身保护她的姐姐。噙着泪花，她尽力抓了些黄土和野草，将姐姐推到沟谷里简单掩埋。

　　同样，找野菜时红军哥哥不放心地跟着保护，掉队时红军哥哥背着她前行，干粮提前吃得精光时，又是一位不知名的红军哥哥主动把干粮塞到她手上，其他战友也你一把我一把，很快塞满了她的整个茶缸。

　　这位当年从地主家逃出奔红军的丫头，这位着急地当场钉纽扣以加入红四方面军第31军被服厂的女兵，最后向记者说道：“长征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长征精神激励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现年88岁的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护士叶琳，革命一生，革命一家。她的二姐，强渡嘉陵江之战时遭敌重围，就牺牲在江边，尸骨也没留下；她的大嫂，参加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后被马鸿逵、马步芳匪徒打死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荒野。“当年妇女团嫌我年龄小、个子矮，所以没去成。”

　　正是这鼎鼎大名的妇女独立团，在配合主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中，两三天内击垮了敌人一个旅；在前往北川、安县、茂县的途中遇袭时，一边全力还击一边向敌人喊话，竟奇迹般让阻击的敌军羞惭撤退。

　　而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数千女兵，冬天为战士缝进棉花制棉衣，夏天为战士扯下里子成单衣。她们还为中央红军运输会师物资，无论翻雪山、过草地或遭敌袭，都视物资甚过生命，咬紧牙关抬着腊肉、大米、食盐等行走崇山峻岭间。

　　70多年了，叶琳抚摸着重孙女的头说：“如今有些人开始淡忘了，所以我常到学校作报告，就是想告诉他们，任凭世事变幻，生活改变再大，长征的历史不能忘！”

　　江西泰和县的肖黎明一再致歉，87岁的母亲、女红军钟林已记不起关于长征的一切。可当本报记者凑近老人耳朵，大声说：“奶奶，我们是专程来采访您的，您能讲讲参加长征的事吗？”老人听了，原本喃喃自语，忽然间就睁大了眼，竟哼唱起一首她过雪山时唱的歌：“啦啦啦，我们都是小娃娃，不要说我们人不大，我们天不怕地不怕。”

　　她与他，相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李天秀和她的丈夫伏殿成同属红四方面军长征队伍，同在四川的贫困家庭出生。但李天秀对记者说，丈夫身上大大小小的疤，右胸口最严重的那道就是长征中留下的，而她在长征中主要负责和当地的老百姓沟通，远没有他危险。

　　采访中，说到“长征相继到了延安，一个未嫁、一个未娶，两边战友一撮合，见了几面就成了”时，这对相扶相携几十载的红军夫妇相视一笑。多少浪漫而朴素的爱意，多少长征岁月的不泯情怀，尽在这简简单单一个眼神交汇中。

　　92岁的女红军谢元珍家就住在泰和县的长征路上。

　　这位埋怨自己记忆退化、“已经记不清任何数字”的老人，不但清晰记得1931年冬，16岁的她软磨硬泡加入红四方面军第31军当医院护士，而且对长征中的几处小细节印象深刻：夜行军漆黑一片，她们把吃饭的白搪瓷碗别在腰后，给后面的战友当光源；药品极其匮乏，她们只能用盐水就着当地一种黄纸给伤员当膏药，眼睁睁看着伤口流脓；队伍断粮时先杀马，把肉和草根拌在一起吃，再把马皮、骨头和野草煮成一锅汤，之后啃草根、吃皮带，“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

　　91岁的红四方面军第31军273团医疗队女兵邬家珍，特意在采访前佩上胜利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