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准”禁令取消　陕北流行美满姻缘　先锋团远征　祁连山饱受摧残　难褪记忆　笔下长征铸丰碑———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除西路军之外，绝大部分参加长征的女性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她们能否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长征又是如何影响她们一生的？

　　没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团长

　　走上长征路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难并不会因为长征结束而完结。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们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她和丈夫戴元怀于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她只好将孩子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道：“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团长王泉媛练就了一身武艺，她在瑞金中央马克思大学学习期间，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她与王首道是经过特批在长征到遵义时结的婚。当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姐妹都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她于1936年8月被上级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血战失败后，她在祁连山南山的梨园口被马家军俘虏。在监狱中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她长得漂亮，气质又好，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认马步青的老婆当了干妈。不料，她却被迫嫁给马步青手下的团长马进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只身逃出马家大院。

　　她找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当时对失散人员有严格的规定：离队一年的可以回队，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办事处的人给了她几块大洋，打发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后来她嫁给了家乡的一位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地人还不知道她就是红军著名的女团长。直到76岁的时候，她才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国家分给她一套公寓，她收养了6名孤儿相依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谢小梅和罗明夫妇两人离开长征的队伍，留在了贵州搞地方根据地建设，不久被捕。谢小梅用随身收藏的金戒指贿赂法官，夫妇才得以出狱，流落到贵阳。谢小梅给有钱人做了女佣，罗明则当了扫大街的。后来，两人又被叛徒出卖，经历了九死一生。被保释出狱后，罗明病重不能干活，靠谢小梅糊信封勉强维持生活。抗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改了名字，成了“党外爱国人士”，谢小梅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买员，1981年3月才被恢复党籍。

    长征结束 “三不准”的禁令 终于被打破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安顿下来。虽然没有正式颁布过文件，但长征中“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不准结婚、结了婚不准生孩子”的禁令，无形之中被解除。

　　一些女性在长征中，就已经开始了恋爱，她们的恋爱对象都是党和红军中的高级领导，因此可以不受这些禁令的限制。

　　1935年9月，最先结束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部队中的“七仙女”之一周东屏结婚，当时徐海东重伤未愈，结婚之后照顾起来更方便。

　　陈真仁与傅连暲也是在长征路上相识，会宁会师后一个月，他们在宁夏的同心城结婚。

　　刘英与张闻天是在瓦窑堡结婚的，洞房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地。两人原本在1929年苏联留学时便相识，长征途中经常接触。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突然向刘英求婚，刘英没有答应。长征到陕北后，有了落脚的安定条件，刘英才答应张闻天的求婚。

　　1935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李坚贞与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邓振询（邓仲铭）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李坚贞随丈夫一起南下参加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那些还没有恋爱对象的女性，组织则开始为她们张罗婚事。

　　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她们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干。女红军吴顺英由人介绍，嫁给了战斗英雄马树良──这是一位残疾军人，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女红军中也有不服从组织介绍的。例如谭怀明（后改名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领导给她介绍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作为恋爱对象，性格泼辣的她一口回绝了，原因是男方年龄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后来，她选中了红军大学青年教导大队23岁年轻英俊的政委张忠，两人结了婚，生活也很美满

　　脚下路走完 笔下树丰碑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有“赤色明星”之称，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写能导，在长征途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1950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便掌声雷动。歌剧融入了红军战歌、根据地和长征经过地区的民歌，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都是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提过意见，导演过《龙须沟》的焦菊隐出任导演。

　　毛泽东看完《长征》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李伯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歌剧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1978年2月，话剧《北上》终于最后脱稿，舞台上从此又多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而李伯钊却在“文革”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脑血栓。

　　马忆湘的《朝阳花》，是由女性亲历者创作的第一篇反映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她10岁当了童养媳，13岁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因为她长得白净秀气，曾被政治部门误当成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而受到审查，并险些被赶出红军队伍。在贵州，她险些在大雨中滑入山谷，是贺龙把她拉了上来。

　　马忆湘只在陕北云岩工读学校读过几个月书，构思和写作《朝阳花》花了她十多年的时间。小说以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为题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长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场景。小说于上世纪60年代付梓以后，立刻受到读者的追捧，截止到1978年，已经印刷了10次，累计印数达100万册，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当时，她把自己的1万元稿费一分不剩地全部交了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