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叶坪乡乌泥塘人。6岁时被卖至兴国县高兴圩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３０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又于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8年5月至赣南油山地区任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
后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继又转战南北，先后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妇委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会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首先发现江西余江血吸虫病情严重并报急的，正是这位当时的江西省女联主任。经过不懈努力，她终于将它写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毛泽东在见到这个提案的当天，提笔批了“送瘟神”三个字。此后，余江迎来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天地。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记者采访危秀英的那天，南昌大雨如注。叩开房门，记者看到，躺在病榻上的危秀英，睡得恬静安详。她已经病了很久了。
事实上，她本人已不能接受采访。
坐在老人用了十几年的竹凳上，在她那个简洁得近乎简陋的家里，她的女儿危敏向我们讲述了母亲漫长人生征途上的一个个传奇而感人的故事（本文中的引语，均出自危敏转述或危秀英本人的回忆文章）。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６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９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９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须多少动员，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10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８６万余人的队伍中，只有３２位女红军，有2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３０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１００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２０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３２人被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３０位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的有２４位。她们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
危秀英承担着照顾4个伤员的任务，不但要找到民夫抬4副担架，而且还要做伤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一般都要与民夫一道共抬担架。而宿营时，她还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长征路上，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有一次，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赶追队伍的路上又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飞机一来，扔下担架便跑，一下子就跑掉了3个，剩下的1个说自己没力气，不肯走了。当时，担架上的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过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至隐蔽处，又安置了另一个伤员，然后取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让那个民夫坐到隐蔽处边休息边充饥，然后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自己的身世说到红军的宗旨，眼下遇到的困难，那民夫听了后，不但自己不走了，而且还在附近找回来另外两个民夫。危秀英于是和他一起共抬陈慧清，翻过两座山才追上队伍。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主动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背上，搀着他就走。
后面传来枪声，敌人追了上来。那战士挣扎着说：“快把我放下，你个子这样小，这样，连你都会垫进去，我，我不能连累……你！”
危秀英一时也不便说那么多，便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你呀我的，让你走你就快走！”这样，她连拖带背，以树丛作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两座大山，并帮助他回到了所在部队。
也许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危秀英本人并不记得。２３年后，即１９５８年，危秀英去看望蔡畅，竟然在那里又一次碰上了这位被救的病号，原来他叫廖志高，当时已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紧握着危秀英的手说：“秀英同志，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谢的话呢！”
“这也许是真事。但我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随处可见。”危秀英事后说，蔡大姐送过她一袋干粮，朱德送过她一根拐杖，还有数不清的战友曾向她伸出过帮助的手……
其实，危秀英在长征中，何只救过廖志高一个人！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作宣传回到宿营地时，只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都躺在地上，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看样子是给她留的。从小就没少吃这种野菜汤之类东西的危秀英，喝了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夹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觉得更像毒蘑。再看地上躺着的刘彩香他们，一个个口流白沫，便断定是野蘑中毒。
可是哪里有解毒药？她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香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三掏四挖，竟把刘彩香掏呕了。她知道，要能把毒蘑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于是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一位政委、一位参谋长。
危秀英还救过邓六金的命。进入云贵高原的大山中时，邓六金突然病了，得了痢疾，发高烧，跟不上队伍。迫不得已，她流着泪要求把自己留在老百姓家里。
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来，护理邓六金跟在队伍后面走。她帮邓六金背着行李，给她找水，还用刀削了一根手杖。实在走不动了的邓六金，望着个子矮小的危秀英说：“秀英，你走吧，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危秀英断然拒绝了。就这样，2个人，4天4夜，邓六金终于病好赶上了队伍。长征后，危秀英还做了邓六金的月老，介绍她与共和国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认识。
病榻上的危秀英，看起来只有不到１４米的身高。记者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她，是如何在艰难行军中，担负起那些救人的行动的。
■被戏称为“尼姑”，只因身上虱子多
由于行军紧张，这些女红军们也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睡，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
多到什么程度，危秀英曾回忆说，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把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在贵州猴场休息时，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花花的，好不吓人。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曾概括说：无虱不在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身上虱子多，浑身刺痒难当。尤其是在行军走热了身体，或晚上睡暖了身子，虱子得到适当的温度，便在身上到处爬动，弄得人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所以，休息的时候，她们便会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这简直成了一种乐趣。
危秀英还记得，同在干部休养连的徐特立老人还编了一个“捉虱舞”，并亲自表演：
只见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两只手轮流到羊皮里搜，装着捏着一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噼啪”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
以后，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危秀英的好友邓六金学过理发，便施展技术，教会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秃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揪起来，然后连声叫：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
■为了请邓小平吃一顿秘密午饭，她跑了几十里地
还是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危秀英曾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
邓小平是因为“江西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的，而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因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那些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左”倾领导者戴上的帽子。此时，党内教条主义已增长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毛泽东以及其拥护者都受到了排挤打击，这位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一度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之外——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终被迫踏上悲壮的长征路。
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蔡畅知道后，就派危秀英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她是要让危秀英去看看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老远，危秀英就看到邓小平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颈上系一条白毛巾……“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看见危秀英，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问。
“蔡畅同志派我到这里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呀！”危秀英问：“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
“你检查啥子工作啊，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
“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嘱托她。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就让我去她抽屉里看还有没有钱。”危秀英后来回忆道，当时，蔡大姐和李富春每人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交党费，一分零用。危秀英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肉，其余的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后，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叫小平同志来。”
从省委机关所在地的七里村到宁都县城，整整7里路。危秀英几乎是跑着去买的东西。回来后，她马不停蹄，又往刚刚用两个小时跑了一个来回的邓小平劳动的地方跑去。
“秀英……”还没拐弯，后面又传来蔡大姐的叫声。
“刚才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时请转告他今天中午12点半来省委吃饭，由我和富春两人作陪。为什么要12点半来呢？因为这时大家下班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机会来我家里，吃完饭两点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啥影响，懂吗？
“第二，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道走，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我叫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限。
“第三，请交代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到我的住处，千万不要走省委前门进来，免得人多嘴杂，到时反映上去说不清。”
危秀英回忆说，小平到了后，自己就在后门放哨。那天，蔡大姐一共炒了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的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临走时，蔡畅又用罐子装满了猪肉炒大蒜辣椒、炒鱼干，用布包好送给邓小平。
■千辛万苦走完长征，她又受命返回长征的起点——赣南打游击战
这些女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跟着红军大部队胜利到了陕北。但危秀英没想到，黄土高原窑洞里的炕头她还没坐热，小米粥还没喝够，她又受命由北而南，回到长征的起点，回到生她养她的江西故土，从事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卷土重来，中央苏区遭到洗劫。留下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极其艰险与困难。
而对于一位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来说，重新回到阴云密布的长征的起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１９３７年，危秀英秘密返回江西，跟着陈毅和刘建华在赣南打游击。
从赣江之滨的吉安到赣江源头的油山，危秀英跟战友们冲破一个又一个险关，战斗在红色赣粤边。
抗战中，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用游击战打日本鬼子。
“我们住在山上，晚上睡觉睡在大树底下。没有粮食吃，一年四季总吃野菜，冬天也吃野菜。那时，最苦的是没有盐。”危秀英回忆说。
国民党军对这支游击队恨之入骨，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双管齐下，游击队的处境空前艰难。他们不能进村栖息，野外营地也不能有固定地点，往往睡觉也得不停地转移，一晚便得折腾几次。白天、晚上均不能生火做饭，反动武装有专人负责白天看烟、晚上观火，然后循着烟火进剿。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为了向广东省委汇报情况，危秀英化装成一农村妇女，挑着一担柴火下山。行至大余池江圩附近时，她找到一个偏僻处，藏好柴刀，换上藏在柴火里的旗袍、皮鞋，梳理好头发，化装成一个女教师，然后乘坐赣州开往韶关的班车到达韶关市，按指定地点找到广东省委。
事后，她又混入广东逃往江西的难民队伍，步行回到池江，找出藏好的衣服、柴刀，化装回农妇。在半山腰，她碰到了敌人！
几个青年妇女看出她的危险来，主动拥上来，也带上捡柴的家什，簇拥着她一路说说笑笑，装成进山捡柴的模样。她们一路还故意用柴刀敲击着扁担，发出种种不同节奏的声音，显得十分自然欢快。
其实，那是探路的信号，遇有情况，知情者便会自动报警回答。这正是赣南人民在特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一种通讯方法。
■周恩来说：秀英，有人要暗杀你
抗战结束后，危秀英被推选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她要第二次从江西走到延安。
“我穿上长袍子，从广东坐火车到长沙，又从长沙坐船到重庆。”危秀英回忆，到重庆后，她找到了一个挂着新华社牌子的地方，新华社的一位同志又把她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秀英，你来了！”到办事处时，正好碰上周恩来在。“你不要出去，有人要暗杀你！”
听了周恩来的话，危秀英不敢出去，一直在办事处等着。根据周恩来的吩咐，办事处的人给危秀英发了一套八路军军官服，有臂章，胸前有一个军官牌。
以后，与危秀英在长征路上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来了。周恩来对危秀英说：“你跟董必武一起去参加‘七大’。”
周恩来告诉危秀英，董必武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他们不敢动董必武。你跟他一起走。
“但是周总理又说，秀英，你还有一个难关。我要到蒋介石那里要个证明，让你安全到达延安。”危秀英回忆说，后来周恩来找蒋介石要证明时，蒋介石发脾气拍桌子，说，不能给这个女人开证明。总理也发脾气拍桌子说，我周恩来派人到华北前线，受到损失，唯你是问！
蒋介石没办法，就给了一个证明。但证明前脚走，另一个命令后脚就来了：一路上看见穿八路军衣服、戴八路军臂章、叫危秀英的抓起来。深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告诉董必武，到了检查站时，你就叫秀英坐在汽车里先走，你下来办手续。
汽车到了检查站，危秀英坐在车上，董必武下车后，汽车冲过检查站。检查站的人大呼站住，还开枪射击。走了很远后，董必武才赶来。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危秀英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总理说，哎！放心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再次走进老人的卧室里，默默地向老人道别。老人沉沉地睡着——想到这位走过了长征路，打过游击战，工作岗位北到东北、南到海南岛，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可能从此再也不会清醒过来，记者心中一阵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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