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的合影。资料图片

矗立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雕塑《长征中的女红军》。资料图片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陈琮英、蔡畅、夏明和刘英。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女红军为题材的纪念馆。

    战争，从来没有让女性走开。

    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2000多名女红军更是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亲生骨肉，甚至是年轻的生命。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这个“三八妇女节”，我们怎能不又忆起那一个个她？

    ——编 者

    长征女红军知多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11月16日，红25军3000余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队伍。其中，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战斗中，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转移伤员，包扎护理，悉心照料。部队缺少药品，他们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药，为战士们疗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11月19日，贺龙、萧克率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出发前，红2、红6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只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1人。

    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19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1936年10月，刚刚走完长征的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无比艰辛的西征路。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刻骨铭心的苦乐记忆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牺牲在战斗中，倒在行军路上。有幸走完长征、最终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人，也或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导致终生不育；或因行军不便，不得已将战火中诞生的至亲骨肉遗弃，一辈子生活在思念和愧疚当中。然而，经年以后，沉淀在这些女红军记忆深处的，除了艰难和困苦，更多的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据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所有东西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着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在严重缺水的地方则是满身灰尘。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让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性别意识越来越淡。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不仅是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的，还因为基本的清洗都成问题，不少人的头上都有虱子。对此，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了少受虱子之苦，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了光头，加之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使不少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显，队伍里经常闹出误会，还曾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

    而最令女红军头痛的莫过于遭遇生理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女红军们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才能勉强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有人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在长达数月、甚至1年多的行军中，不断有人因伤病掉队。当时有项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部队会给8块大洋，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因而，在女红军中叫响着这样的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

    曾任康克清警卫员的女战士罗坤，当时只有13岁。她带着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迟归，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一路上，他们靠乞讨、挖野菜过活，战胜了疾病、饥饿，躲过了野兽、土匪，终于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队伍。

    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用“三寸金莲”征服万水千山的传奇人物。过雪山时，她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多少人在她的感染下坚持了下来。

    过草地时，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皮鞋，女红军们几乎什么都吃过。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为了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女红军们还编了一首打油诗：“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历险·爱情·诀别

    历时两年的长征征途上，英勇坚韧的女红军们所经历的远远不止是艰苦、病痛和危险，有时候，收获甜蜜的爱情与面对锥心的诀别就在片刻之间。

    时任“红章”纵队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就在长征中收获了爱情。

    早在中央苏区时，像刘英这样上过女子师范、远赴苏联留学的女秀才是很引人注目的。那时，她已二十八九岁了，丈夫林蔚也已经牺牲了五六年。在不缺乏追求者的情况下，她依然独自生活这让许多同志都不理解。

    当毛泽东在一次闲聊中问及此事时，刘英大方地回答说：“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结婚。”

    毛泽东故意把面孔一板，说：“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一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毛泽东郑重地对她说：“洛甫这个人不错的！”

    长征路上，刘英调任中央队秘书长，与张闻天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越来越深。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人经常在一起开会，刘英就负责做记录。张闻天有一支钢笔，每到开会需要做记录时，他就把钢笔借给刘英。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不确切的地方改正过来。刘英那时没有警卫员，张闻天便在他的警卫员中分一个照顾她。就这样，两人在心底渐渐相爱。但刘英一想到结婚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便刻意与张闻天保持着距离。

    一心想做他们“红娘”的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次，他故作紧张地告诉刘英：“不得了，洛甫在马上打瞌睡，四脚朝天滚下山去了。”刘英吓了一跳，满脸焦急地问：“他摔伤了没有？”见刘英这么紧张，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慢条斯理地说：“莫急，莫急，洛甫他没有受伤，大概是你刘英在保佑吧！”末了还不忘念了一首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跌跤。四脚朝天跌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刘英一下子涨红了脸。

    直到长征结束后，刘英和张闻天才在瓦窑堡正式结为夫妻。在《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中，刘英幸福地回忆道：“分给我们一孔石窑洞，挺漂亮。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了。”倒是毛泽东从直罗镇回到瓦窑堡后，立即来到两人的窑洞，闹了闹洞房。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时，干部休养连的王泉媛和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一起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中，二人渐渐产生了感情。细心的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给他们牵了红线，二人破例在长征途中成婚。

    王泉媛后来回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她一把3号小手枪和8粒子弹，“按照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在当时，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新婚第二天，部队就要撤离遵义。此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直到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夫妻俩才再次相见。但谁也没想到，这晚之后，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王泉媛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损失惨重，王泉媛被俘。近3年的时间里，王泉媛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在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后，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丈夫，王泉媛不知所措，绝望之际，只好沿途乞讨回到了江西泰和老家。

    1982年夏，王泉媛来到北京，请康克清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忍不住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94年，王泉媛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王泉媛为王首道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由他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我军唯一的女性作战部队

    在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最为奇特的就是红四方面军中那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战斗部队——妇女独立师。

    这支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部队于1935年2月底在四川旺苍县王庙街整编成立，全师编制2500多人，下辖两个团。

    师长张琴秋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女将领。她领导队伍单独行动或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能征善战、攻坚克难，不论我军还是敌军，谁也不敢小瞧这支娘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