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追不舍的敌人在这里冲散了中央纵队的建制，李坚真、吴富莲、危秀英等迅速集结到一起，利用手中简陋的武器顽强阻击敌人。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李坚真的警卫员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李坚真含泪蹲下身去，拿出一块毛巾盖住警卫员充满稚气的脸庞，马上又投入了战斗。蜂拥而上的敌人见只有几位女兵，立刻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形势万分危急。

    农民出身的吴富莲，长得身高体壮，说话快言快语，做事雷厉风行，她一步跨到李坚真跟前，说：“指导员，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你快带着姐妹们往外冲，我来掩护你们！”

    李坚真拍了拍她的肩膀，叮嘱她：“要加倍小心，完成任务后马上归队！”

    “不要再说了，时间来不及了。”吴富莲说着端起枪向敌人猛烈射击。

    李坚真带着其余的女红军边打边撤，快速追赶部队。

    吴富莲完成任务后，一路疾跑追上来了。

    “富莲，受伤了吗？”大家关切地围上来。

    吴富莲把胸脯一拍，笑着说：“上天保佑，我一根毫毛也没伤着。”

    侯政带着30多名警卫员散开迎敌。李坚真带着几个人护送老同志和伤病员转移。她们刚走到山下，又一股敌人出现了，密集的子弹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李坚真命令大家猫着腰向路边的深沟里转移。可是，在距深沟不到100米的地方，敌人发现了她们的意图，嚎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警卫员们：“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警卫员们与敌人对射起来。

    有的战士忍不住，几次想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都被李坚真制止了。她说：“同志们，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

    敌人越来越近了，300米、200米……

    “打！”李坚真大喊一声。

    战士们对准敌人一起开火，敌人丢下十几具尸体，退下去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战，警卫员们抵挡不住了，所幸军委警卫营赶及时到了，牵制住了敌人，李坚真、吴富莲、危秀英等才得以护送干部休养连向深沟撤去……

    “尼姑”和尚衣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行军间隙，女红军们又多了一件事——捉虱子。由于长期不洗澡，不换衣服，她们的身上长满了这种寄生虫。不仅她们生虱子，中央和军委的首长们也浑身有虱子。邓颖超每次同周恩来碰到一起，就带病为周恩来捉衣服里的虱子。毛泽东对虱子却十分怜悯，从身上捉出来后，再小心翼翼地放生到地上，从来不开“杀戒”。他的这种做法，在女红军中传为笑谈。

    因为有虱子的袭扰，女红军们的长发成了一种负担。虱子在里面长驱直入，同她们展开了“游击战争”。邓六金学过理发，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因为她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李坚真、刘英、琼香等都剃成了光头。尽管看上去有些不雅，却省心多了。秃颅怕人笑话，有的便做个帽子戴上。有时，调皮的小伙子突然会出现在她们的背后，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摘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已成了一乐，男战士叫她们“尼姑”，她们自己也互叫“尼姑”。

    “李坚真，我这里有一件宝贝，你要不要?”有一天，直属队的王胜荣笑着问。
    “什么宝贝，快拿来看看。”
    “这件没收来的和尚衣，你敢不敢穿?”

    李坚真可不管什么和尚衣、尼姑衣，接过来就穿在身上。琼香一把抓掉她的军帽，李坚真亮着光亮的脑壳，穿着拖地的长袍，双手合掌，顿时变成了出家人，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笑得半天直不起腰来。

    随身携带的最后一双草鞋也烂得挂不住脚了，琼香找来一块马皮，割成几块分给姐妹们。大家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用刀子穿出洞，拴上绳子绑在脚上，继续赶路。

    周恩来在途中碰见这队娘子军时，见她们衣衫褴褛，又黑又瘦，顿觉一阵心酸，眼里噙满了泪水……

    新建省人大

    1935年10月，随着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李坚真到达陕北后，奉命率工作队到红山县开展工作，罗迈给她布置了12项任务，命令她完成后才能回来。这年年底，李坚真完成任务回来后不久，就和邓振询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 举行了婚礼。

    邓仲铭是江西兴国人，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是兴国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兴国县工会委员长、江西省工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劳动部部长，长征时任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奉命南下参加组建新四军工作，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1939年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40年起，历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江南区委副书记、苏南区行署副书记等职。1943年8月3日牺牲于江宁禄口高桥渡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邓仲铭奉命前往江南，参加改编新四军的工作。李坚真奉命随丈夫一起南下，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中分局部副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李坚真先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她还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李坚真是筹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功臣，这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老同志的一致看法。1979年冬，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人大常委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的李坚真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租用省政府会议招待所二楼的8个简陋房间作为办公地点，连挂门牌的地方都没有。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条件很差，除两个作为常委会会议室的房间有30平方米外，其余的房间都只有15平方米，厅、处、科和一般科员都挤在一起办公，由于地方狭小，连转身都十分困难。

    为解决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难问题，李坚真多方奔走。广州军区通园招待所早期是中南局的办公地点，“文革”时期由广州军区接管。当得知招待所有些旧房闲置无人使用时，李坚真和省委一位副秘书长亲自前往广州军区，要求将招待所划归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办公之用，但遭到广州军区当时主要负责人的拒绝。李坚真没有气馁。1981年春，叶剑英来广州视察工作，在送他返京时，李坚真当面汇报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难”的问题，恳请他出面解决广州军区通园招待所事宜。叶剑英表示同意，返京后即主持召开了军委办公厅会议，通过了一份决议，要求广州军区支持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1981年6月，广州军区同意将招待所的一半多地盘划归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所有。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创建初期，省财政每年划拨的经费只有28万元。在李坚真的多次争取下，1981年，省财政挤出资金200万元拨给省人大常委会，使得办公条件才有了一些好转。起初，省人大常委会定编60人，但到位的只有12人。到1980年3月为止，省人大常委会真正到位的干部仅19人。为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更好开展，1980年，李坚真在全国人大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分别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反映，要求给省人大常委会增加编制、增设机构和调配干部。在李坚真的多方奔走下，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最后定编100人，后又增至120人。省人大常委会除设有办公厅外，还设立了法制委员会。随着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内部机构的逐步健全，一大批思想端正、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先后被调了进来，省人大常委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1992年3月30日，李坚真在广州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