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刚才周恩来副主席派人说，中央领导同志马上就到。

    在等待开会的当儿，他被嘹亮的歌声吸引了。

    眼前，一张张多么熟悉的面孔：蔡畅、贺子珍、李伯钊、甘棠、王泉媛、刘英、金维映……暂时的和平，使她们变得光亮起来。

    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措粮草……也许只有他这个地方工作部长才最了解他们的价值。

    李维汉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个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的女红军身上，那是他的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映。今天，她特意穿上他们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合身的蓝色列宁服，在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姐妹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是一九三四年在瑞金结婚的，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十分简陋，刚过完并不清静的蜜月，就匆匆踏上征途。金维映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干部休养连。西征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条件。

    这时的金维映虽然刚过三十一岁，却已是一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了。

　　1931年，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即金维映)同被王明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结为夫妻。1932年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而在此前后，阿金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这位从15岁起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浙江姑娘早在1924年就与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瞿秋白、项英、郭沫若等有过密切来往。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在上海一直从事秘密的工人斗争。白区丰富的斗争经验使她在中央苏区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女干部。她领导于都、胜利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声名赫赫。1933年10月，她又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总队长，出色完成了任务。《红色中华》曾在一篇文章上这样提到了阿金的名字：“……如罗荣桓、金维映、罗迈(即李维汉)、毛泽覃等，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队运动的光荣红榜，在各种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与阿金不断受到表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的邓小平正在经历着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1933年，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面人物遭到严厉批判。这时，阿金离开了他……

　　翌年，她与李维汉结合。战略转移开始，她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她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在干部休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她配有一匹马，但她的马上总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泡的女同胞。而她却常常背上别人的东西，拄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

　　也许，站在遵义三中操场上的李维汉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几年之后为阿金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

　　阿金一步一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她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后来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疯人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阿金死于战火之中。

　　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的女性中，博古夫人刘群先的人生结局与阿金有着惊人的相似。

　　尼姆•威尔士在其《续西行漫记》中，这样描绘了刘群先：“刘群先，身体短小结实，两手粗大，样子很干练。她是一个漂亮的人，有一头光艳的头发和一身柔滑的肌肤，声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种惯喜闪动的睫毛，像小孩子一样，张大眼睛瞪你的习惯。”

　　这位记者又说：“她是位热情奔放、循循善诱的演说家。这和她在工人中深负众望不无关系。不过她很同情和关怀人的疾苦。谈到长征时，她几次噙着泪水说：当时他们是连统计一下死亡人数的时间都没有。”

　　1927年10月，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的年仅20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秘密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在会上，她认识了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的中山大学学生博古。很快，博古成为她崇拜的对象。在中山大学的那场派别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成为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