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书法艺术,冠绝一时。而他一生,都非常热爱书法,关于这位伟人与书法的故事,讲起来也是脍炙人口。
一生爱书法
毛泽东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为当代书法巨匠。早期的书法艺术即得力于钟王,在汉魏、隋碑、章草、晋唐楷书等前人碑帖的基础上下了较深的功夫,为他一生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各个战略阶段之余,一直不忘他的书法实践,时常披览碑帖,从江西根据地到延安,毛泽东身边别无长物,却一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
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的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都县,贺子珍和父亲知他喜欢书法,习惯用毛笔起草文件和书写文稿,就经常给他购买笔墨砚纸准备着。毛喜欢用毛笔和铅笔。在江西和福建作调查和记录时他大多用铅笔,而起草文凭、书写材料时则一律用毛笔。毛对毛笔及墨、砚、纸“文房四宝”特别爱护珍惜。他常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贺子珍也喜爱书法,她写得一手清秀俏丽的好字。她也非常喜欢毛泽东的书法,两人在江西结婚时,贺亲手做了一个多用挎包送给了毛。这个挎包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挎包有好多个用来装文房四宝的口袋。这个挎包跟着毛泽东走南闯北,他交待警卫员陈昌奉:“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先把‘文房四宝’摆放好,随时让我工作学习。”除了批阅文件,撰写文章,毛泽东一有空,就会抓紧时间练习书法。他说:“习练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也难怪毛泽东特别喜欢这个快捷又实用的挎包了。
贺子珍经常和毛泽东一起切磋书法艺术,毛说:“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毛主张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收,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特点,要能适用,雅俗共赏,才能引人入胜。
正如此,毛泽东学习书法过程中,研究学习的范围很广。红军长征时期他在遵义县北的娄山关,见一刻石碑上刻的“娄山关”三字不仅写得苍劲挺拔,而且石工刻得也如眼前峻峰峭壁,堪称佳作。毛在这块石碑前停留良久,感叹再三,他反复揣摩,不断用手比划运笔,嘴里说着:“可惜这碑不知出自哪朝哪代哪位名家之手啊!”他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做什么呢?”同志们答不上来。毛泽东解释说道:“关乃要塞重地,是出入的通道,因此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还有一次部队到武夷关,在一座庙里见到许多书法造诣很高的碑文,毛也抽空研究它们。他说:“中国的庙宇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很有价值的书法作品,称得上是书法艺术的宝库。”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深深感受到,毛不仅自己酷爱书法,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认真学习书法。他很关心大家的学习和习字。不少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调到前线或外地工作之后,给主席写信,毛泽东都要评价他们的字。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谁的文化提高了,谁的字写得好了。
的确,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和“文房四宝”须臾分开,他的书法造诣堪称一代大家。
毛泽东的著作甚丰,惟对书法艺术的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但从他平时谈论书法的一些言论之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书,字体工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
1921年 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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