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毛泽东诗格有别。鲁迅多作格律诗，沉郁深闳。毛泽东好为长短句，豪放雄阔。这种差异颇合乎“风格即人”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诗论方面（特别是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有着相当接近的见解。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屡次表示：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他在白话诗的初期为着打打边鼓助威呐喊以壮声势，也尝试着写过几首白话诗，但后来坦率地表示：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他曾夸张地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无独有偶，毛泽东对于新诗的设想与鲁迅所述如出一辙，强调押大致相近的韵，易记，易唱。他在1965年7月致陈毅的信中展望：“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一致”也与鲁迅颇为相似，说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而现存的公开发表的五十几首作品中，除《八连颂》颇类民谣，其余多为格律严谨的旧体诗词。和鲁迅一样，表情达意还是旧体诗得心应手，但又能不囿于个人的喜好，冷静地评判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这也许正是“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个方面吧，此中反映的不仅仅是对诗的见解，同时显示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乃至处世的哲理。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屡次书写过的名句。鲁迅和毛泽东都是无心做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语）的真正的诗人，诗沟通了两位伟大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