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都是出自毛泽东人格的选择。

　　（二）战斗精神

　　毛泽东在年青时选择奋斗人生观，进入战争年代后这种人生观发展为战斗精神，长征诗词更是将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写人活动，还是写景，都是让人感觉在战斗。《念奴娇·昆仑》中的主人公裁山赠人之举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从作者原注看，在构思这首词时受孙悟空借芭蕉扇灭火传说的启发，才有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奇想。传说中火焰山太热了，孙悟空以芭蕉扇扇之；火山变成雪山后又太冷了，我当以倚天剑裁之，为的是“环球同此凉热”。在这里诗人简直是孙悟空再生，具有了与这位“斗战胜佛”同样的战斗豪情。在《沁园春·雪》中以“欲与天公试比高”写景，也是受“齐天大圣”封号启发造出这个句子的。到了诗人晚年，在那场反霸反修的论战中，又让“金猴奋起千钧棒”出场。因此可以说，《西游记》这部小说浪漫主义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在那时是超过诗家“三李”中任何一位的。

　　为了表现战斗精神，一向连枪都不愿摸的毛泽东大写特写冷兵器时代剑的功能。早年他就写过“愿言试长剑”（《五古·挽易昌陶》）、“东瀛濯剑有书还”（《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长征路上又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比喻、“倚天抽宝剑”的想象，晚年又以“谁共我，舞倚天剑，扫此荒唐”给胡乔木改词。剑把作者提倡的战斗精神形象化了。在传统文化里，剑与侠结下不解之缘，而侠一直为处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喜爱。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这应当是毛泽东对自己诗风的定位，长征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诗风。走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套用金庸的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侠者。前人评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我们则可以评诗人毛泽东为诗侠。

　　长征路上战斗甚多，而长征路上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却没有写一次战斗，就是那首概括性极强的《七律·长征》，也只写冲破自然环境险恶而只字不提对敌武装斗争，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略去具体战斗不写而突出写征程上人的感受，正是有利于突出人的战斗精神。有意思的是，当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走在长征路上时，宗白华发表了《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他发现中唐以前写诗的人都有一两首“出塞曲”，显示出民族自信力，然而自中唐以后王朝向衰亡的路上走去，诗坛则失去了“出塞曲”的歌唱。所指“出塞曲”就是只写出征人的感受而不写战斗的。令宗白华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写作此文时，毛泽东唱出了比唐人“出塞曲”还要雄壮的远征之歌，显示出更伟大的民族自信力。

　　战斗是毛泽东的诗魂。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艺术精神都在追求“静”的状态，只是屈原稍好些，鲁迅评其作品“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毛泽东是以反抗挑战为其旨趣的诗人，可以说是儒、道、禅、屈外又一家。

　　（三）巨人意识

　　任何一个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不难发现其中主人公形象特别高大，日本学者武田泰淳甚至说他读时总产生“地球上出了个巨人”【［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的感慨。这是因为诗人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也不仅仅是代表红军、共产党、工农大众，而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陈晋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出现称为“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冲动和毅力，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养育了他，创造了他，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苦难的中国召唤着他”【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22页。】。从民族精神角度认识是深刻的。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而在长征系列诗词中则提前将这种理念表现出来。

　　这种巨人意识从主人公所在空间位置变化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两首爱情词中，词中主人公或在离别场合，或在闺房，抒发的是普通人共有的儿女之情。

　　在《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四首诗词中，主人公都是站在水边，前两首表现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后两首词表现的是一位高级干部对共产党前途的担心。

　　井冈山词系列主人公出现在山间，表现的是红军指挥员的豪情。

　　而在长征诗词中则发生了突变，主人公都站在山上，借助于高山表现巨人意识，表现的是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我”与山之关系又分三种情况：

　　（1）我是山的征服者。从《清平乐·会昌》开始八首诗词都无一例外写山，或干脆以山命题，山大都是作为被征服对象出现的。

　　（2）我就是山。山既然被人征服，人的本质对象化在山上，《十六字令》第三首属这种情况。

　　（3）我站在山上远望。中国古典诗词优秀篇章多登临怀古之作，然而他们登高远望时在天地参照下想到个体生命渺小与短暂，无一例外都是“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毛泽东是伟大群体的代表，他登山远望时想到的是这个群体的希望在未来，他认定“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于是他顿生豪迈之情，这样他的创作就与古典同类作品有了质的不同。

　　《沁园春·雪》虽写在窑洞里，观察点却在高空，此点即所谓悬视点，其效果与登山远望同。

　　以上三种情况分别写出力量之大、意志之坚、理想之远，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巨人意识。

　　（四）崇高与和谐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一生充满战斗，所以其诗词创作必然充满着崇高精神；同时，他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其最终理想，所以其诗词又具有和谐的因素。其诗词是两种美学形态的对立统一，长征系列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品格。其具体表现为：（1）篇内见出两种因素对立而存在，如《念奴娇·昆仑》中裁昆仑之举与“太平世界”，《沁园春·雪》中“欲与天公试比高”与“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之景；（2）篇内只见崇高，和谐只能在篇外求之，如“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后的平衡，“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悲壮以后生命之重生，“苍龙”缚住后人民安居乐业……

　　毛泽东后来经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应是他在长征路上得出的对革命人生的理解，是人生境界，也是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