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甚至更加）非常值得注意的，击水行为之所以如此有气势而令人难忘，是它用了“三千里”这个数量计程，并且与“人生二百年”这个数量计时相对仗。这就涉及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数字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数学与哲学，向被视为“科学之科学”。数字指向宇宙的时空维度，指向天地万物的计量，指向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向人类思维的有序和无序，某些神秘的数字还指向人类精神的隐秘。如《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相生八卦”，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之所谓宇宙起源于纯洁而深奥的一，渐次达到圣洁的四，然后生出圣洁的十，从而成为天下之母，成为万物之锁钥。以原始思维为根，数字在极浅白中包含着极深刻，极简单中包含着极复杂，极轻盈中包含着极厚重。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当然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兼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概括（《七律·长征》）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为“云横九派浮黄鹂，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诗情与政论、哲理、史识四者交融,使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运用,出现了一些超越性的创造。他不再拘泥于数字的准确刻度,而使数字无数,从而进入了宇宙和历史的诗意化自由空间。《沁园春·雪》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其中的“多”和“无数”,比起已经概括化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进一步虚化而带上超越感。虚化的超越使世人自由地出入历史空间,高屋建瓴地评点历朝雄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由此产生充满历史创造自信感的伟大的“面向今天,面向未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据说1945年8月《沁园春·雪》随毛泽东出席重庆谈判而传至山城,引来政界文坛交口称诵,急得国民党当局暗中组织文人作诗填词要把它比下去。这中间也许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士,不乏“才高八斗”的诗手,惟有一点,他们无法具有毛泽东式的政见、哲思、史识和诗胆,也就无从窃得有这四者交融而成的诗词气象了。1963年面对国际上来势汹汹的反华浪潮,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更是操持数字策略,把地球和历史长河伸缩处置,高占地步地评述世界风云,显示出一种气象宏大的世界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里连用三个“几”字,既指出苍蝇们只占人类极少数,又暗示着无须细算它们的人头和动作,也知其嗡嗡者只不过如同“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样,很难有什么出息。对于历史进程,诗人却表现出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短促的句式和巨细悬殊的时间对比,展示了诗人总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局势,要奋起行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实践家的敏感锐利的气质。这种气质表达,得益于一连串数字词的灵活运用,却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些数字词的刻意安排的痕迹。数字本来用以表示时间的刻度,但数字的诗化处理,则可以使之或概括、或具体、亦虚化、亦超越,从而把诗人的博大胸襟或精微的体验融合于其间,再加上中国语言的对偶功能的强化作用,数字就成了开启诗词的精神气象的钥匙。

　　五

　　最后还想谈一谈毛泽东诗词中的手势表达。手势也是一种“语言”,一种发自内心、连通着气质、形之于肢体的“语言”,其中蕴含着许多关于做手势者的独特信息。只要到过敦煌石窟的人,都可能为那数以千计的佛像的千姿百态的手势感到精神震撼,从中感受和揣测到佛门启示世俗的丰富复杂的意义。佛像手势是人间手势的模式化、仪式化和神圣化。在人间世界,手势有时联系着人的习性和品格。毛泽东的手势极能体现他的气象,我们只要翻阅他的历史照片,在延安,在天安门,在抗大讲堂,在重大会议,都会感觉到他的手势非常直观、非常生动地展示着他的心迹和气度。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飞机大门上举起白色通帽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被摄影师抢拍下来的这一瞬间手势,拂动着历史风云,报告文学家方纪写了名文《挥手之间》,展示和发掘了这一手势可能具有的意义和风采。

　　毛泽东诗词的不少语句,都可能刺激我们对诗家手势的联想,无以名之,姑称为“潜在的手势”。直接见诸文字的“显在的手势”,也令人难忘。较早出现是1923年告别杨开慧夫人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毛泽东对词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由此改写了“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常态和大宗的文体生命形态。这首《贺新郎》的总格调偏于婉约,却以一个坚毅的手势,摆脱恩爱夫妻述说“算人间知己吾与汝”的愁丝恨缕,以豪放来牵引这番婉约。惟此,才能把首阕的结尾改作“人有病,天知否?”的反问,把全篇的结尾改作“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的期待。没有如此手势打头,是难以牵引如此突生刚劲的结尾的。也就是说,一个手势表达他献身革命的情志,从而把状写柔情的婉约纳入投身事业的豪放的框架之中了。另两个手势,一是《沁园春·长沙》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二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指点”是少年才俊的意气风发,“屈指”是长征胜利后的哲学反思。一者俊逸,一者从容,都体现了动人的精神气象。毛泽东的手指似乎既可以屈入二万里路程,又可以弹出三十八年的时间,令人不得不赞叹这真是超级大力士的手指。弹指源自佛家的“一弹指”,极言时间短促,如司空图《偶书》诗云:“平生多少事,弹指一时休”,发出了对人生有限性的感慨。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样一弹指,弹出的竟然不是人生短促的慨叹,而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壮志。他还写有一首《念奴娇》,竟把“弹指”当成习惯动作来重复:“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这次弹指力量更是不可估量,除了弹出了三十八年的时间外,还弹出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效果,这也就是这首词接着写到的:“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这些诗词以独有的手势,弹拨着时间,旋转了历史,挥动着情感,评点了天下风云,如此手势,诚可谓是一种推动历史进程,召唤和感染了亿万民众的出色的历史姿态。

　　毛泽东诗词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现代历史的高耸入云的精神坐标,其间的气象是20世纪中国在艰难困苦的风云变幻中开国建国气象的诗性大展现,可做的大文章尚多,这里只不过开了一个头。毛泽东的词曾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也不妨一问:有谁的诗词能够有他那种人在马背,剑截昆仑,思接鲲鹏的魄力呢?不周山和昆仑山,在古人心目中是天柱、天梯,他诗词中那种对触倒不周山的老神话的新诠,以及倚天抽剑截昆仑的新神话的理想告示,无不使人感受到姿态雄伟、情感纵横,以浩然之气更新天地万象的历史力度和精神力度。所谓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乃是一个巨人的心灵回响,回响在现代和未来的历史回音壁之上。由此可以走近他的诗词世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