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这也是我们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我个人自然认为袁水拍和乔冠华的素养高，见识广，所以当我感到我对原作的体会与他们解释不一致时，在处理译文时我总是以他们的看法为准――这也算是小组的一种组织原则吧。但他们的理解――特别是袁水拍――有时也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如《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论语》，对此我们自然得加注释。我根据旧译的注释用英文起草了一个关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简单脚注。袁水拍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作了这样的修改和引申：

　　“孔丘，春秋时代政治上的顽固分子，反动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哀叹过去的一切像流水似的一去不复返。”

　　这样一解释，“逝者如斯夫!”的调子就很低沉了。这显然与原诗的意境不尽符合。我心里很不踏实，在长沙访问周世钊老人时，我特别就此句向他求教。他说：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还有“不舍昼夜”句，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无消极的含意，而是号召人们要不断努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接着的下一阕是“……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个理解很重要，使我意识到注释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內容具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

　　于是，注释就在我们译文的定稿工作中也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的问题。我们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是“官方定本”。注释自然也代表了这个“定本”的“官方”意见。有鉴于此，乔冠华最后建议，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我们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

　　外国专家的“诗眼”

　　对于毛诗的理解，我们除了广泛请教有关专家和英语界的人士外，小组的成员本身对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也都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斟酌，包括协助我们润色英语的专家苏尔·艾德勒。他不谙中文，正
因为如此，他作为第一个英语读者，对译文在英语中所产生的“诗”的效果特别敏感。他从英语“诗”的角度所提的意见，也成了我们讨论的中心。我们的要求是：译文既要“信”(包括意义、意境和政治的“信”)，又要“雅”――也就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诗”，而且是现代的“诗”，不是古色古香的“诗”(因为原诗所表达的是生气勃勃的现代生活和思想)，虽然原作所采用的形式是中国的古典诗词。所幸我们小组中有赵朴初那样著名的诗人和钱钟书那样有修养的诗评家，这样，我们最后译文的“风格”，还基本上能达到一致认可的程度。

　　国外有些汉学家，可能由于对我们的译文持有“官方定本”的主见，往往忽略了我们在“信”和“雅”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喜欢表现自己，显示出他们对原作具有“独立见解”，而推出自己的译文，不理睬我们的解释。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这种“百花齐放”的做法自然值得提倡和鼓励。但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却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英、美有四种毛诗的译本，其中有一本还是美国一个对研究中国文学颇具声望的大学出版的。如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它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理解是“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对“数风流人物”句中的“风流”则理解为“风流倜傥”，具有花花公子的含意。同样，《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句，被解释成“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这给人的印象是一支海军正在登陆。

　　这种现象说明另一个问题，即翻译困难，从中文翻译则更难，特别是具有深厚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文――不具这种传统和特色的中文，恐怕也很难说是“文学语言”的中文，因而也不值得花那么大的气力去翻译。我们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确也应该“面向世界”。但把中文的“文学语言”转化成外文的“文学语言”，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摘自《往事重温》　苑茵著　叶念伦整理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8年版　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