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南社”盟主，爱国诗人。他忠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柳两人初识于1926年5月，国民党改组后，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期间。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和廖仲凯被刺不久，国民党内部出现很大分化。右派势力竭力否定孙中山生前制订的“三大政策”，公开宣扬分化革命阵营，排共反共主张。蒋介石提出《整顿党务案》，意图削弱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篡夺国民党领导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何香凝、彭泽民、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坚决支持。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41年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柳亚子通电斥责:“此次新四军事件，中枢当局借整顿军纪为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市民切齿，而当道者无悔祸之心何也?!严惩祸首，厚抚遗黎，余当抠衣扶杖，乐观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薇，甘学夷齐:南海沉渊，事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和也。”等等，被国民党开除党藉。1944年10月，国民党“湘桂大撤退”，柳亚子逃难来渝。翌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柳亚子再度会面。

　　据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柳亚子文集·日记》记载:最初柳亚子对毛泽东这次来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是“有怀疑的。怀疑毛泽东这一次来，到底是不是能够完成他的伟大任务，……有人持着悲观的论调，我就是其中的一人。”9月3日，柳亚子到桂园拜访毛泽东，听了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重建美好家园的一片赤诚的主张之后，觉得毛泽东“这次是抱着大仁、大志、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总之，我信任毛先生，我有信心中国没有存在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不必诉之于武力了”。一扫悲观情绪，回到家中夜不成寐，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律·赠毛润之老友》，刊登在9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至后，诗、信往来，时相过从。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之前，10月7日写信致柳亚子，并录赠《<沁园春>咏雪》一首，柳亚子感佩无已。除了“步韵奉和”外，同年10月25日，柳亚子与尹瘦石在重庆城区中一路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大厅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在联展会上，柳亚子特意把他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的《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酒后赋赠同坐诸子》(作者按:三十四年用的是民国纪元)，写成大幅中堂，挂在进门正中。把他的《赠毛润之老友》和《沁园春》“和词”写成条幅，挂在两旁。把他最新的一本诗稿，其中有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原词和他的“和词”，全部陈列在一张桌子上，供人翻阅。特别是他在写的大幅中堂上，有意把原诗中“低首擎天一柱来”，改为“低首延都一柱来”。与《赠毛润之老友》原诗中的“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即把毛泽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尊为“延都”，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陪都”称为“渝州”。在联展开幕那天，柳亚子亲自在场接待来宾，并应观众之请讲解所写诗词。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也就不胫而走，在重庆传诵开了。

　　凡此种种，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御用文人对柳亚子的攻击、诬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一片喧嚣声中，恰好黄齐生于1946年2月代表延安各界来重庆慰问“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民主战士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诸先生。为此，特别填了一首《沁园春·和亚子》，痛斥这些御用文人是“褒颦妲笑，祗解妖娆”，是“装腔作势惯扭腰”;而巍巍重庆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有居豳但父，走马来朝”来支持柳亚子。

　　远在山东解放区的将军诗人陈毅，辗转读到重庆报上所载关于《沁园春》的“唱和”之作，感奋不已，接连填了三首“和词”。讴歌“两阕新词，毛唱柳和，诵之意飘”，“豪情盖世，雄风浩浩，诗怀如海，浊浪滔滔”，是“回天身手，绝代妖娆”。痛斥御用文人，“谤言喋喋，权门食客，谵语滔滔”，“真根深奴性，玷辱风骚”。专门填了一首“和”词《慰柳亚老》:

　　
    沁　园　春

　　
    慰柳亚老

　　
    陈　毅

　　妙用斯文，鞭笞权贵，南社风骚。历四番变革，独标文采;两番争战，抗日情高。傲骨峥嵘，彩毫雄健，总为大众着意雕。堪一笑，尽开除党籍，万古云霄。

　　服务人民最娇，是真正英雄应折腰。看新型政治，推翻封建;新型军队，杀敌腾骁。更有同仇，民主联合，屹立神州举世骄。抬望眼，料乾旋坤转，定在今朝。

　　陈毅将军高度评价柳亚子“妙用诗文”，“彩毫雄健”，“独标文采”，“服务人民”。对他在“皖南事变”中，不避斧钺，斥责蒋介石，最后被开除党籍，称颂为“万古云霄”，予柳亚子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柳亚子在和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作为结尾，受到御用文人的大肆诬蔑。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特别为柳亚子在北京北长街84号寓所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纪念他们两人在解放前为了追求光明而共同战斗的永恒友谊!

　　一位青年教师的启迪: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我不是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只是出于阅读的爱好，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沁园春·雪》的许多史实讹传极为不满，而投身于这个行列。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关于毛泽东《沁园春·雪》词在重庆传诵及其斗争的第一篇文章，在《重庆日报》和《重庆文史资料》上先后刊出，受到一些读者的青睐，和前辈、专家、友好的关注。其中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年轻读者李建中，自1981年11月开始，同我建立了通讯关系，直到1983年1月。现在我手中还保存着他寄我的几封来信，使我深受启迪。

　　从来信了解:李建中是陕西师范大学榆林专修科的一位青年教师。1981年，他正在陕西师范大学进修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关于〈沁园春·雪〉本意的探释》。他从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研究会学术组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毛泽东诗词》教研组合编的《研究动态》第5期(1980年5月1日)得知，重庆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正在协助重庆师范学院黄中模老师《〈沁园春〉词话》一书编写、出版的消息，特以“渴望的读者李建中”的名义，写信寄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而和我建立了书信往来。我把刊在《〈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的一场斗争》，和《〈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的经过若干史实材料补遗》两文的《重庆文史资料》第一辑和第十一辑寄赠给他。承他“谬赞”，“冒昧建议”:

　　《沁园春·雪》一词，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近年来出版的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中，都把它作为毛主席诗词的代表作，重点介绍，但对这首词的有关填写、发表等有关史实和时代背景和正如你的文章所指出“互有出入”。因此，你的文章对研究这首词章，而且对大中学校的教学都有参考价值。但你的文章是刊登在《重庆文史资料》这种“内部发行’”刊物上，一般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师和中学老师都不易看到。因此，我建议你投向发行量大的教育杂志或理论刊物上发表，更有意义。

　　“意见”并在来信中对我文章中的某些失误，作了校正。指出: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的一场斗争》注释①关于“刘绶松:《读毛主席诗词》，《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七期”这一条，原文是，1959年第九期。是否打印、排字疏漏，请查实核正。

　　就年龄而论，李建中比我年轻:但就学识而论，他是专攻中国文学的老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在和他通信中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同他商量、讨教。承他不弃，坦索陈词，讲了一些想法:

　　《沁园春·雪》的研究有两大题目:一是对这首词章有关史实的考证，一是对这首词章本意的讲解。第一个问题，先生的两篇文章已经完成了;第二个问题，尚待后人去继续研究。不过把第一个题目作出来了，第二个题目就好作了。

　　近年来，关于考证《雪》词的文章，我读过好几篇。除吴祖光《话说〈沁园春·雪〉》的回忆文章，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一些问题外，其余文章大都只是一些点滴考证。先生的两篇文章内容丰富，史料详实，把有关《雪》词的历史事实、写作时间、发表时间、刊物、录赠柳亚子的经过、手稿、用词变异、发表后的斗争等等都搞清楚了。是对《雪》词研究在历史考证方面的重大成果。解决了人们长期以来想要知道而一时又弄不清楚的一些问题，达到了写作的目的。但还有两个问题，想请予以指教:

　　一、《沁园春·雪》的写作时间，于1936年2月在东征途中，这种说法是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但具体的时间、地点在几篇文章中说法不一。想请先生进一步作些说明。

　　在你《斗争》一文中讲到郭老的两首“和词”，“其二的具体写作时间没有标明，请进一步查实。

　　二、关于词义问题，在我读过的文章中很少涉及。先生的文章是属于史实考证，但许多地方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关于《雪》词的主题，我以为是通过壮写北国风光，评说古代英雄作为铺垫，来抒发诗人的宏图、抱负。在我读的许多文章中，虽然也讲到了，但都讲得非常肤浅。根据我的理解，《雪》词的主题，有说是对反动势力的批判，如郭老的《摩登的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有的说是诗人抱负的流露，如臧克家1956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雪天读毛主席咏雪词》，锡金的《咏雪词话》也有避而不谈或作含糊说明的，如周振甫、张涤华等等的讲解之作;也有文章以流行的“大批大判”的手法，即批判了封建主义，歌颂了无产阶级等等。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思考，其中一个是:把这些年来有关研究和阐释《沁园春?雪》的文章中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深入研究。其中包括聂绀弩的《毛词解》，《和平日报》上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考证》，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以及1945年在《文化先锋》上刊载的危涟漪的《毛泽东“红妆素裹”》等等。我建议先生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编写一本册子，再写一篇比较有份量的文章，与先生已经编辑出版的《〈沁园春·雪>考证》合成一辑，就更有意义了。

　　我与李建中神交数年，后来因为其他工作的牵扯，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我大病一场，包括同李建中在内的许多朋友都中断了通信关系。我原来立下的许多“宏愿”都被迫搁了下来。1998年下年，我大病初愈，又才重操旧业，把这许多年来积累的有关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新的史实材料，在原有几篇文章的基础上，重新草成《毛词<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就此对这个问题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划上一个句号，进而遵循李建中的建议，把对《沁园春·雪》的“史实考证”和“词义诠释”结合起来，那就更加完美了。可惜我因年龄和病的关系，已经实无能为力，深以为憾，只有寄希望于贤达了。

　　李建中同我中断通信关系已经多年，现在人在何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遥祝我们在共同耕耘的百花园里，将会迎来一个绚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