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和毛泽东一样，都兼具诗人和革命家双重身份，并且都善于用传统诗体承载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柳亚子最突出的特点在一个“奇”字。概括起来，起码有四奇：性格之奇、交往之奇、主张之奇、诗词之奇。有这四奇，使他一生常常特立独行，在历史的关节点上，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这对一个具有浓厚旧式文人特点的革命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精神和文化支持。其第一批成员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反清反袁、鼓吹革命的同时，发起了一场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一些南社成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柳亚子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后来也能跟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伐走，由此使毛泽东称之为“人中龙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站在院子里比较长时间地等候柳亚子起床，不仅仅是体现了政治领袖的胸怀，其中也包含着对具有革命性思维的诗坛巨匠的敬意。柳亚子开创的南社诗风，对毛泽东的创作是有影响的，柳亚子在诗词创作上达到的成就，毛泽东也是钦佩的，并认为自己的《沁园春?雪》与柳的“诗格略近”。总之，通过革命性思维，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在一起，在毛泽东和柳亚子的创作上，有比较接近的方式。

　　但是，毛泽东和柳亚子二人诗作的革命性思维，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作为革命家，柳亚子多带有传统文人的风习，其诗词题材，多偏于个人感怀和时势评论。毛泽东就不一样了。他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政治、军事斗争的丰富经历，有“九死一生如昨”的切身感受，从而使其诗作的革命性思维挟带着非常生动和具体的实践气息。这里面，蕴含着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转化为艺术思维，除通变外的又一个着力点，这就是实践。

　　恰恰是生动丰富的实践这个着力点，使毛泽东能够并且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题材和细节，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营造出更新颖独到的，并且是个性化的诗意境界。这就是他常常有感于重大事件和时势题材，发而为诗，其所言之志，针对性很强的原因。比如，没有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怎能咏出“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七百里驱十五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样的句子；没有视民众为“上帝”的奋斗实践，怎么能展示出“十万工农下吉安”、“六亿神州尽舜尧”和“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的情怀；没有革命性思维和实践的相伴而行，怎么能出人意料地升华出“战地黄花分外香”、“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大渡桥横铁索寒”，这样一些让人惊叹的独绝诗意。人们常说，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他自己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究其因，也是源自其革命性思维并非单向突进，而是和实践相伴而行。

　　与实践相伴而行的革命性思维，不光是毛泽东诗词的特点，也是老一代革命家诗人的共同特点。只有以革命性思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实践，以身相许，陈毅才能唱出“禁声扪虱对山花”这种奇雅奇谐的诗句，才能在快要被敌人抓住时，仍然不要命地写诗，发誓闹出“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样鬼惊神骇的动静。如果翻一下《革命烈士诗钞》，更可知道，没有与实践相伴而行的革命性思维，也是吟咏不出“带镣长街行”这种句子的。

　　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绝非仅是一个学术性话题。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把二者结合得好的诗词，从来都是代表一个民族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表达，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感动，但让每个时代普遍感动的作品，大体都能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且让二者融为一体。于是，它们成为了后人永远仰慕的精神高地。一个民族，多一些这样的精神高地，上面摇曳着夺目的诗词奇葩，其现实和未来，怎么会不值得热切期许呢？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9月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四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