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收博览，嗜书如命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与其相比。

    毛泽东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求知欲便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坚持读书到深夜。半耕半读的两年中就读了十几本小说。   

    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的生活时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尔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到了延安，毛泽东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

    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毛泽东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单就史书而言，从《尚书》，《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从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都有所收藏。既有正史，野史，又有历史演义，还有一些省志，县志以及《历史研究》等刊物。毛泽东寓所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唯独藏书，即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难能与他相比。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回忆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景时这样写到：“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

    毛泽东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权威人士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外出视察时，除了所带的书外，在外地还要借书读。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毛泽东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泽东还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

    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