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也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读《何典》的毛泽东不仅不会忽略这些文字，而且可能会心一笑。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

　　《何典》一书是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成的，俚语土言随处可见，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张南庄作为一个文人，擅长运用生动的地方语言展开叙事，处处闪耀着民间的智慧。他的风格对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深刻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的确，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知晓一切风雅之奥皆出于谣谚之途，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讨，发而为文便雅俗共赏。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便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