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茂生家很穷，他作了毛泽东家的田，按三七开分成，即毛泽东家得七，他只得三。毛泽东问毛茂生能扮多少谷？茂生讲客气，说作了你家的田，托了你父亲的福，赚得一些谷子。毛泽东心里清楚。他要茂生交租时少量十担。茂生说不行。毛泽东说试试看，我父亲收租时你莫肯。你把纸条子拿来，毛泽东将条子改去了十担，还盖了章。到收租时，茂生少量十担，说那十担现在没有，心里就只盼毛泽东快回，毛顺生却不放过，茂生只得照实说了：你家三少爷要我少量十担！毛顺生很气愤，说：他在外教书，没得钱回，还把屋里的搞出去！毛顺生不相信，看了毛泽东改的条子，却是真的！后来毛泽东回了家，硬是把父亲说服了。
在少年时代，这样的事一旦被父亲知道，便立即招来责骂，说他是败家子。于是毛泽东便开始背离母亲的“和平主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父亲对抗！他之所以有这种敢于不顾封建礼教和尊卑等级的胆量，一半是“理直气壮”，一半来自于他本身自由、活泼的性格――后者在与父亲的多次“较量”中，演变为跟父亲接近的那种强悍、坚韧、刚烈。
毛泽东与父亲的冲突，大约起始于10岁左右。
毛泽东在唐家岮养成的自由、活泼、不受拘束、不落陈规，本来便与毛氏“王国”的“法律”相悖，当他8岁时带着这些习性回到上屋场时，父亲就有些不喜欢――毛顺生不希望有一个与自己作对，专门惹事生非的儿子：然而偏偏常有人来告状；南岸的邹春培先生说：“你家少爷不爱背书，抽背时又不站到讲台上来，偏要端坐原位――他还背着我，带了一群顽皮到塘里玩水……”
毋庸讳言，毛泽东少年时代是一个“调皮倒蛋，不服管教”的“顽皮”孩子。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是他的父亲，其次是几位塾师以及韶山毛氏家族族长毛鸿宾。甚至于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回顾毛泽东的少年时代，也难免有这种印象，然而这仅仅是看到事情的表面，倘若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包含的悠远意义――虽然对于这个意义，当事人毛泽东本人起初并没有认识到。
据毛少贤回忆：
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个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同学，一齐跑到邻居毛开四阿公的菜园去摘黄瓜吃，主人发现了，边骂边追着赶来，很多同学丢下黄瓜就跑，而毛主席却不慌不忙地喊了一声“四伯伯”，说：“我们口渴了摘条黄瓜吃吃，下次就不乱摘了。”开四阿公见他敢于承认错误，是个诚实的孩子，就没有过份地责备他，还让他把摘下的几条黄瓜带回学校分给其他同学吃。
毛泽东的“调皮倒蛋，不服管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顽皮”！这首先在于，他的外祖母，特别是他的母亲文氏，在他的幼年时期，已将“真”、“善”、“美”的道德种子植入他的心田，使他有了较明确的是非观念，而且，外祖母、母亲还时时以自己的言行培植着这颗种子，使之在毛泽东身上生根、发芽――当毛泽东面前出现了与他的是非观念相对立的事物时，他便有了反抗的行动，当然，这种行动常常是以“调皮倒蛋，不服管教”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当时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的反抗基本上出自本能――而他的天性本就有着与母亲软弱、逆来顺受不一样，却与父亲强悍、刚强、韧性相接近的特质。这种天性一旦与正确的道德标准相结合，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足以使得小小的毛泽东能“战胜”大大的父亲、先生乃至族长――这些人物，无论年龄，还是权势或者资历，都要比毛泽东“优越”得多，然而，他们代表的是正在走向消亡的陈旧、落后的力量，而毛泽东，却代表了新生一代！
本来，韶山冲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可能做到毛泽东这一步，但是，他们大多数“后天不足”――或者不曾有一位文氏那样的母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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