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23日给李介侯的信说：
    介侯兄：
    李君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然而毛泽东并非有求必应，即使是对烈士家属，他也是有原则性的，1950年5月8日，他在给毛逸民的信中说：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以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就在1951年的8月10日，他拒绝了刘伯强、刘德三的工作请求，要李介侯“转告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象这样的信有将近20份。“在当地工作为宜”、“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宜由我推荐”……这样的话在信中特别多。
    毛泽东不愿出面给亲友推荐工作，但他看重亲情、乡情，非常同情大家的生活困难，于是他便解囊相助。建国后毛泽东给亲友寄钱寄物是从1949年11月开始的，该月28日，毛泽东就托李祝华、毛泽连给毛泽荣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给毛泽益“寄上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旧币，合今250元）、1952年10月2日给毛泽连寄了300万元（合今300元）、给毛泽荣寄了200万元（200元）；1954年毛泽东寄款较为集中，10月29日给郭梓材、刘天民300万元（300元）、12月18日给毛泽荣、郭耿光各200万元（200元），书信中最后一次提到寄款是1955年5月1日给张四维200元。
    当然，毛泽东资助别人远不止这些，大量的在书信中并未反映。而受赠对象有这样几类人，一是烈士家属，二是少年时的朋友、同学（如邹普勋、郭梓材）、三是旧时老师（如彭石麟）、四是困难的乡人（如张四维）、五是韶山亲戚（如毛泽连、毛泽荣），而从书信看，毛泽东给他的一些亲戚寄款次数较多。这是因为，毛泽东的亲戚们写信向毛泽东求援、诉苦的比一般乡人都多、也都大胆，甚至有许多还是非分要求，毛泽东所能、所愿做的就是从自己的稿费中拿钱寄给他们。
    毛泽东建国后处理家乡亲友来信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上京的要求，这个内容我们在下面一节着重介绍。
    总的看来，毛泽东处理亲友关系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
    对亲戚爱之深而要求严，较少客套话，对他们的要求要么答应要么拒绝，甚至严厉批评，而对于一般友人或民主人士、烈士家属则尽量婉言回复或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建国后毛泽东的外祖家一些人，仗着当年曾给予毛泽东的求学、成长以极大帮助，向他一再提出许多特殊要求，在湘乡当地也似乎有些不服管理，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给文南松的信中不客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