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子”，其实子女能成就事业，离不开母亲的教诲和培育。张鼎丞能够从一个客家后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建省首任省委书记、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离不开他伟大的革命母亲范达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于1940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撰文赞颂范达春是跟高尔基名著《母亲》中的尼洛夫娜一样伟大的革命母亲。

    范达春，1880年生于福建永定金砂古木督村一户贫困农民家庭，18岁便嫁给本乡西湖寨张来洪为妻。她温柔贤惠，聪明能干，25岁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不仅精通农话，而且要包揽所有的家务。农闲时节，为了赚“脚线“补贴家用，供子女上学，她挑起100多斤的担子，到毗邻的广东大埔，一天往返40多公里全不在乎，她不但孝敬公婆，而且十分体贴贫苦乡亲，乐善好施。左邻右舍谁家揭不开锅，她宁可自己少吃也要鼎力相助。酷暑天，她常常把茶水挑到路口、凉亭里，让赶墟和过往行人消暑解渴而分文不收。

    范达春先后生下4个子女，张鼎丞是长子；次子范炳元（原名张福义），曾任中共永定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小儿子张福智，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地下工作。尽管家庭不富裕，但范达春知道没文化的苦，再苦再累都想方设法让子女上学，使他们早日懂得革命的道理。1927年张鼎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自幼饱受财主欺凌，无比痕恨旧社会的范达春，了解到儿子事业是正义的，就竭尽全力给予支持。许多同志来家联系工作，她一一热情接待，为他们煮饭洗衣服，乃至守望放哨，递送消息信件，常常忙到深夜，有时要通宵达旦。1928年，张鼎丞领导了永定暴动，建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最早的土地革命，敌人常常袭扰乡村，烧杀掳掠。范达春的房子财物全被烧光了，但她没吭一声，自己搭了一个草棚栖身，还反复叮嘱儿子：“尽力去打恶人，家里一切勿要挂念”。有的乡亲受不了敌人的摧残，发出嗟怨，她便去亲切慰问，耐心解释，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年冬天，她的次子范炳元不幸被捕，被关在永定监狱。范达春闻讯后，托人送去口信，叮嘱儿子“要做硬汉子、要不怕牺牲。”第二年春，范炳元英勇就义，她在乡亲们帮助下秘密找到刑场，找到身首异处的儿子，亲手把儿子的头颅和颈部缝合起来，给儿子以完整的身躯，还亲手掘坟埋葬。

    1930年，范达春最小的儿子张福智，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时壮烈牺牲。同时，由张鼎丞把她引上革命道路的堂妹张锦辉也在永定峰市惨遭国民党杀害。1935年，在张鼎丞和范达春影响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丈夫张来洪，在部队一次大转移中与国民党军遭遇，在敌人残酷的“清剿”中遇害牺牲了。待敌人散去，她设法找到战场安葬了丈夫，沿路乞讨，翻山越岭参加了游击队。接二连三的失去亲人，她悲痛万分，却越来越坚强。在给张鼎丞捎衣物时，要捎衣人转告她的叮咛：“莫伤心，多打胜仗，消灭白狗子！”

    亲人连续为革命捐躯，更坚定了范达春的革命信念。她长期担任中共永定县的交通员，尽管环境艰苦，险恶，但她依然风雨无阻，常被敌人包围追捕，可从不放弃工作。1936年夏，她在又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捕了。叛徒供出她是张鼎丞的母亲，国民党如获至宝，威胁利诱，软硬兼施，逼她劝儿子“投诚”。但她大义凛然，坚决回答敌人：“大家都说我儿子是好人，只有你们说他是匪首；你们是坏人，好人向坏人投诚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你们杀了我这老婆子，也不要想得到什么好处！”恼羞成怒的反动派，只好对她施以酷刑，然后将她关到监狱，与游击大王刘永生的夫人黄月英关押在一起。她在监狱里依然坚强的联合其他“政治犯”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到实现国共合作，才被释放。

    范达春出狱后，遍体鳞伤。当时，张鼎丞和战友们正在忙于整顿部队，在一个多月中，虽然相隔不远，但无暇顾及母亲。由于她病情恶化，乡亲们要派人通知张鼎丞，可她阻止说：“鼎丞革命工作要紧，不要喊他回来，病好后我再去看他。”

    1938年1月，就在张鼎丞即将率领新四军2支队北上抗日之时，范达春与世长辞。临死前，她还交代说：“要鼎丞不要悲伤，安心工作，尽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