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封信写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第一次刊印于一九四九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这封信提出了如何在文艺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的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是有很大的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同志：

　　信写得太迟了。但是迟了总比不写好些。

　　（一）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也就是说，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是不正确的。“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的概念现在在我国是党的概念，严格讲来，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这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偏到这边或那边的人们。因此，如果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这样非常的和无比广大的领域，那就奇怪了。这些概念倒可以应用于党的（共产主义的）某一文艺小组。在这种小组里可以有“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但是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文艺，而其中又有各种各样的派别，直到反苏维埃的和简直是反革命的派别为止——那就是把一切概念倒置起来。最正确的就是在文艺领域里应用属于阶级一类的概念，甚至于运用“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

　　（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不能把《哥洛万诺夫主义》（注）算作“右倾的”或“左倾的”危险，——它是在党内派别范围以外。《哥洛万诺夫主义》是属于反苏维埃一类的现象。当然，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哥洛万诺夫自己不能改正过来，他不能摆脱自己的错误；甚至当他甘愿与自己的错误诀别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追究和处罚他，我们也必须这样地强迫他出国。

　　或者，例如，布尔加可夫的《逃亡》，也不能算作“左倾”或“右倾”危险的表现。《逃亡》是表现企图引起对某些反苏维埃的侨民阶层的可怜，即使不是同情，——因此，这是企图辩护或半辩护白党的勾当。《逃亡》像现在这个样子是反苏维埃的现象。

　　然而我完全不反对上演《逃亡》，如果布尔加可夫给自己的八个梦再加上一两个梦，在这一两个梦里描写苏联国内战争内在的社会动力，使观众能了解所有这些特别“忠诚的”雪拉芬英和各种各样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一时高兴，而是因为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忠诚”）以前骑在人民的脖子上，布尔什维克把这些拥护剥削的“忠诚的”的人们赶了出去，是实现工农群众的意志，因此做得完全正确。

　　（三）为什么布尔加可夫的剧本这样多次地上演呢？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适于上演的剧本太少了。在没有剧本的时候，甚至《土尔平们的日子》——也是一个剧本。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就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用竞赛的方式，用创造能够取而代之的、真正的、有趣的、富于艺术性的、具有苏维埃性质的剧本，去一步一步地把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低劣作品从舞台上驱逐出去。而竞赛是一件巨大而严重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情况下才能够达到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的形成和结晶化。

　　至于说到《土尔平们的日子》这个剧本，它并不是那样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些。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甚至像土尔平们那样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事业完全失败了，放下武器，向人民的意志低头，——那末，可见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对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土尔平们的日子》是布尔什维主义战无不胜的力量的示威。

　　当然，作者对这种示威是一点“罪过”也没有的。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四）的确，斯维杰尔斯基常常搞出最不可思议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