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五期登载了第一次刊印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十二卷中的斯大林给高尔基等苏维埃文学家的四封信。本期继续刊载同书第六卷中给讽刺诗人季谟央·别德讷衣（注一）的信。这些信不但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而且对于其他革命工作，也是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亲爱的季谟央同志：

　　信写得太迟了。你有权利骂我。但是你应当注意：关于写信以及一般信扎往还，我是异乎寻常的懒汉。

　　我逐点地来讲。

　　（一）你“情绪愉快”，这是很好的。“世纪末悲哀”的哲学并不是我们的哲学。让正在离去的和正在死亡的去悲哀吧。美国人惠特曼（注二）把我们的哲学表达得十分准确：“我们活着，我们鲜红的血液沸腾着，好像那消耗不尽的力量的火焰。”正是这样，季谟央。

　　（二）你写道：“又怕得罪人，又要治病。”我的忠告是：宁肯得罪几位男女病号，却要好好地把病治一下。治病，治病，一定要治病。不得罪病号――这是几分钟的利益问题。为了好好地治病而稍为得罪他们一下――这是更长久的利益问题。其实机会主义者之所以区别于自己的正相反对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把几分钟的利益摆在更长久的利益之上。不用说，你是不会效法机会主义者的。

　　（三）你写道：“你给县委书记们所作的报告的赦免的语调，并不是没有带着狡猾。”如果说得正确些，这里是一种政策，一般讲来，这种政策不免带着一点狡猾。我认为：把反对派首领们已经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我们，就是说党，在对待普通反对派分子和中等反对派分子方面，就应该温和一些，以便促进他们离开反对派首领们。使将军们没有军队指挥――这就是妙诀的所在。现在反对派在党内还有四――五万人。他们大多数都想丢开自己的首领们，但是妨碍他们这样作的是他们自己的爱面子，或者是某些拥护中央的人们的粗暴和高傲，这些拥护中央的人们总是刺伤普通反对派分子，这样就阻碍了他们转到我们方面来。我的报告的“语调”是针对着这些拥护中央的人们的。当反对派首领们向全世界丢了脸的时候，这样做，也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摧毁反对派。

　　（四）你问：“收成是否会使我们发生困难。”收成已使我们发生了一点困难。如果去年我们的收获量（总收获量）是二万万七千余万普特，那末今年可能要少收二万万普特。当然，这对输出是一个打击。诚然，遭到歉收的农庄现在比起一九二一年来要少五倍，因此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灾祸是不特别费力的。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但打击仍然是打击。然而坏的当中并不是没有好的。我们已经决定利用农民尽一切可能以保障自己将来不受旱灾的偶然侵害的强烈决心；我们将竭力以一切方法利用这种决心来实行（同农民一起）建立水利工程和提高耕作质量方面的断然措施。我们打算先从建立这个最低限度必要的萨马尔――沙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汉――斯塔夫罗波尔楔形水利工程着手。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准备了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卢布。下一年我们要转向南方各省。这将是我国农业革命的开端。当地人说：农民会给与重大的支持。天不打雷，农夫是不会划十字的。原来旱灾的皮鞭对于提高农业、对于永远保障我国不受天气的偶然侵害，是必要的。高尔察克教训了我们建设步兵，邓尼金教训了我们建设骑兵，旱灾则教训我们建设农业。这就是历史的道路。这里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东西。

　　你写道：“来吧。”可惜我不能来。我不能来，因为没有功夫。我劝你“到巴库玩玩”――这是必要的。梯弗里斯比起巴库来不是那么有趣，虽然在外表上更吸引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见过森林般的石油塔，那末你就“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确信巴库能提供像“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