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大姨妈获得解放，那时我父母也解放了，便接大姨妈来南京休养，我从武进县农村回宁，劫后余生的重逢，我们相拥而泣，大姨妈拍着我的肩说，都过来了，我很好的，很好的。她穿着宽松简朴的衬衣，更显瘦弱，唯有那双大眼睛仍闪烁着乐观和自信，之后我随父母陪她去泰州战地重游，当她和我的父母及老战友们追忆当年的壮怀激烈，那阵阵爽朗而熟悉的笑声，深深感染着我，恨不得自己也是新四军战士去和他们体验那些个激情岁月。那段时间，我和大姨妈朝夕相处，侃侃谈心，她头脑清楚，思维敏捷，那时，我大学毕业在农村，思想苦闷消沉，看不到前程和光明，大姨妈说，她的童年虽然艰辛，但还有许多好玩的事，战争年代虽然险峻，却有种种的趣闻，不要悲观失望不要泄气噢！她绘声绘色地叙述苦中有乐的往事，让我忍俊不禁，心情慢慢开朗起来。她甚至向我倾吐了她的初恋；还有她和大姨父相识相知的恋爱经过，鼓励我勇敢地去追求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这朋友般真诚的抚慰,这从未感受过的美好温情，几十年过去了，仍然珍藏在心中，至今让我无法忘怀。但她唯独不谈自己的经历，那正是我最想听的故事（尤其是夜送情报的经历）……大姨妈入党后，陈文部队遭韩德勤围剿追杀，她惊险突围后找到了吴家桥新四军驻地，经中共苏北特委派遣，又去“二李”部队潜伏，在郭村战斗前夕，她夜送情报，后来国民党发出通辑令，悬赏捉拿她：“捉住小李欣，剥她皮抽她筋”。我的外祖父遭到迫害，两次被日军抓捕，逼他交出女儿。经多次辗转，外祖父母带着小舅舅振谷倾巢逃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大姨妈后来改名郑少仪参加了江都、高邮、宝应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6年随新四军主力北撤到山东，与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同在鲁中地区土改工作团工作，后随大军参加渡江战役，南下浙江，解放后在浙江政法机关工作，主办过多个棘手大案要案……这些不平凡的经历该有多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嘿，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没什么好说的。比起牺牲的同志，我算不上什么英雄”。大姨妈就是不肯说啊。

　　1979年我到北京中央政法机关工作，跟大姨妈有了许多共同话题。她后来参加筹备恢复浙江省公检法工作，复任省高院副院长职务，后又任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她带着伤痛的身子主持司法厅工作（司法厅长空缺），平反冤假错案，重塑司法的公平公正,在可能条件下，宽容善待一些受难者……她到北京来开会，我们全家人去看她，见面格外的亲热。她不辞劳苦工作就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安危。当时浙江许多老同志都解决了正厅级、甚至更高职务，大姨妈不在此列，司法厅长的空缺直至她离休之前。子女们感到不公，她说她不想再去麻烦组织了。后来又有人竟说她夜送情报的事是“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她用沉默以答。1985年大姨妈离休，虽然6个子女孝顺，但她疾病缠身，与病魔斗争异常痛苦，晚年的情感世界又遭遇严峻挑战。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大姨娘（妈）重情义、念家要强……她有苦忍着。心里有多苦，只有她自己知道，你有空去杭州看看她吧。”我无法想象一个历经磨难、劳累一生的女人，晚年还要承受着病痛、伤痛和心灵苦痛的巨大煎熬，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啊！记不清我后来到过几次杭州看望了大姨妈，她白发苍苍，行走不便，后来又住院坐了轮椅……我抓住她的手，给她说北京的新闻，政法机关的变化和亲友们的家务事……她默默地听着，有时还轻轻笑起来，那双深邃、黯然的大眼睛，没有一丝忧伤和艾怨。凝视她的目光，我感到了一种心灵的沧桑和默契。“我很好的，你们不用担心，你来谈谈玩玩好，下回再来啊！”“我一定来看你，一定会来！”离别时我热泪盈盈。我知道,我无法帮助她排解心中的痛苦，我只有默默的祈祷：亲爱的大姨妈，你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2002年10月，我的大姨妈离世。临终前，她对子女们说，你们的母亲，我一生无悔，一生都不是孬种，不是孬种！……妈妈，你是英雄！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泣不成声的子女们怀着敬爱之情，送走了他们的母亲。

　　亲爱的大姨妈自始至终也没有给我讲郭村战斗前夕夜送情报的故事，她永远也不会讲了。

　　花季少年

　　步出郭村纪念馆，迎面就是郭村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我仰望纪念碑，耳边仿佛响起郭村鏖战的枪炮声和厮杀声，新四军战士们英勇顽强、冲锋陷阵、前仆后继……500多条鲜活的生命倒在了郭村的土地上，纠结的心，让我无比疼痛……我想起一位十六岁的花季少年，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郭村战斗，但他牺牲在郭村战斗胜利、东进序曲的凯歌声中。保卫郭村战斗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他就是我的三叔，新四军烈士吴飞。

　　1940年7月4日，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7月7日夜，粟裕将军率领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六团要渡江北上，到吴家桥与挺纵、苏皖支队汇合，整编后准备东进。两千多人部队将乘船从新老洲头桥镇南边渡过夹江，经中闸奔吴家桥。我的三叔和三位战友受挺纵委派到江边组织接应部队。接应过程非常顺利，当最后一船部队安全渡过夹江时，天刚刚拂晓。随后，镇江、扬州两地日伪军获得新四军江南主力从新老洲渡江的情报，便出动三千多日伪军，从水、陆两路，包围扫荡，严密封锁了新老洲，我的三叔因多日劳累发起高烧打摆子未来及撤离，他藏在新老洲东滩鄂家大棚一户老百姓家中。那天，原任区政府通讯员胡奎叛变，他领着日军挨家挨户搜查新四军、共产党。情况十分紧急，该户老人让女儿坐在我三叔的床头，假装是他家生病的女婿，想掩护他脱险。可叛徒胡奎指认了我的三叔，他不幸被日军逮捕，那户父女也遭到毒打。不久，我的三叔又见到同行的三位战友，因未及时转移也被逮捕。他决心掩护战友脱险，三叔悄悄对他们说，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承认是新四军共产党，你们的身份未暴露，不要承认，我证明你们是老百姓。三位战友又怎么能答应啊！三叔急切而诚恳地说，我家有兄弟三人，我还没有结婚成家，牺牲光荣了没有牵挂。你们一定要听我的……当日本鬼子烤问他时，我的三叔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地说，我就是新四军！我就是共产党！他们仨都是老百姓，把他们放了，有话问我好了。三位战友终于被放走，安全脱险了。我的三叔平静地对鬼子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任务，我也没有执行什么任务……鬼子气急败坏用皮鞭一次次抽打，逼他招供。可怜我的三叔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没有再说一句话。

　　灭绝人性的日军为了示众，将我的三叔双腿用铁丝扣在马的后面，拖着往前跑，殷红的鲜血一路流淌，我的三叔一路高呼：新四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沿途的老百姓目睹惨状，无不愤怒、哭泣。日本鬼子将我的三叔拖到南老洲孟家港江边渡口，用烧红的铁丝穿过他的双肩，再用石头捆在他的身上，把我的三叔扔进了大江……那一天，滚滚的江水吞没了我三叔年青的生命！那一天，粟裕部队安全过江抵达吴家桥与叶飞、陶勇部队胜利会师！

　　三叔牺牲消息是三年后才告诉我的祖父母，祖母早先曾为三叔订下亲，想在20岁前为儿子办婚事。噩耗传来，我的祖母悲痛欲绝，她无法接受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已经牺牲，她不肯为儿子退亲，总盼着儿子有一天会回家，会结婚生子。以后的二十多年，直至她病逝，都一直在盼着：那个爱笑爱逗的儿子有一天会突然回家，回到她的身边。

　　我的三叔牺牲时，我还没有出生。三叔是江都县吴家桥人，原名吴叔邨，他兄弟三人，依照伯仲叔顺序排名，大伯精干，父亲内向，三叔活泼开朗，三兄弟参加革命的故事在吴家桥地区闻名乡里。三叔出生时，体形硕大，重有10斤，父母和亲友们十分宠爱，以“十斤”呼名。他自小读书聪明伶俐，爱说爱笑，性格率真。家里只要他回来，再多烦恼的事，也会被他逗得喜笑颜开。他是个人见人爱的阳光男孩。

　　我的父亲家境富裕，父亲家在吴家桥是名门望族，他的曾祖辈兄弟6人，前清时全部是举人（其中5个“武举”，1个“文举”），皇上赐封的一把大刀，被几代人珍藏在家里。我的祖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祖父吴壁南为人谨慎本分，祖母断文识字，为人热情爽朗，邻居乡里谁家有个什么难处，他们都会热心相助。抗战爆发后，我的父亲从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失学回家，为了抗日救国，他放弃优越生活毅然参加了革命，在新四军里长期做民运和敌工工作。在父亲影响下，全家人直至长工、女佣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到日本鬼子据点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传信、送信、接人送人……成了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站。1939年初，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渡江到吴家桥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我的祖父母积极支持抗日慷慨解囊，捐钱捐粮，家里还接待了无数过往的新四军干部及家属，他们在父亲的家里养伤、养病、歇息，得到了细心周到的照料，这其中还包括接待过陈毅、叶飞、姬鹏飞、惠裕宇、乔信明等新四军抗日名将，因而父亲的家被许多新四军指战员誉为“抗日饭店”。我的三叔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向往革命，要打鬼子救中国。1939年春天，中共苏北工委委员俞铭璜，中共江都县工委书记陈扬住在我父亲家里，三叔与他们相处多日，关系密切，就由他俩介绍，到新四军挺纵教导队学习。我的三叔改名吴飞，从此正式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五岁。

　　三叔在教导队酷爱研究军事，竟然没有一点十五岁孩子的玩心，成天琢磨用什么军事斗争策略去打鬼子。他随队伍三次经过家门也不回家，我的大伯关心他，他说：学习真的很重要，日本鬼子进攻我们中国，常用碉堡林立的“梅花阵”，我们要想办法，用“首脑击溃法”来破日本鬼子的“梅花阵”。教导队学习毕业，三叔任挺纵司令部青年干事，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他，又让他参加了吴家桥的党训班学习，学习完成后，三叔没有能从事他喜爱的军事工作，服从组织分配到新老洲做民运和交通工作，他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新老洲。

　　新老洲紧靠江都县，隶属邗江县管辖，地处长江中心，由新洲、南老洲、北老洲三个洲（岛）组成。三个洲（岛）将江水分流了几条夹江，地势险要。这段江面是长江下游最狭窄地段，是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最便捷的通道和江心跳板，也是日伪控制最严密的地区。我的三叔儿时常去新老洲姑妈家玩耍，他熟悉当地地形，在当地人缘又好，他去新老洲，很快适应了工作。1940年春天，三叔在中共邗江县工委书记彭德清领导下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依靠群众，发动反扫荡反摩擦斗争；保障新四军南来北往的“交通”接应任务。当时正值江南新四军部队频繁调动，干部人员往来密集，三叔和战友们日夜奔忙，他们组织渡船，当好向导，接应部队和干部安全渡江。

　　1940年5月16日，新四军挺纵主力部队自皖东半塔集战斗胜利后东返吴家桥新四军驻地。挺纵一团（该团后为保卫郭村战斗的主力部队）奉命走扬州南线经过新老洲出江北，中途要连续渡过几道夹江。三叔和陆辉等战友们接到命令，急赴新老洲头桥，动员老百姓家家做大饼干粮，保障过江部队供给；组织大刀队（当地群众抗日武装自卫队）对日伪据点严密警戒巡查；迅速将分散隐蔽在芦苇荡里的船只集中待命，一切安排妥当。天黑后，三叔和战友们赶到了施家桥，满载部队的大船进港了，队伍集合时，三叔用脆生生的嗓音响亮地朝一团参谋长廖政国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我是挺纵派往新老洲接应部队的吴飞，现在前来为部队带路，头桥那边过江船只也都全部备好！礼毕，又给部队送上干粮，每人发5个大饼，边走边吃。漆黑的夜，我的三叔带着部队抄近小路，在曲里拐弯的田埂上急走行军，几个小时过去了，不见动静，廖政国参谋长开始着急起来，他生气，怎么派这么个小鬼来接应，走错路，耽误了时间怎么办？三叔不急不躁，他一脸喜庆带着部队终于在午夜十二点之前提前到达头桥东边江边，队伍一到，立即安排上船。三叔和陆辉在江边笑着说：放心吧，那边大刀队还在为你们放哨呢，哈哈！指战员们都笑了，纷纷夸小鬼能干。临上船前，廖政国参谋长高兴地握着三叔的手：任务完成得很好，谢谢你们！像每次完成任务后一样，我的三叔都异常兴奋。他在新老洲三个洲来回往复，起早摸黑，不辞劳苦。他风里雨里光着脚在田埂上奔跑，在夹江里摇船……全然没有一点学生娃的稚嫩和富家子弟的纨绔之气，他爱笑爱唱，自由驰骋在新老洲的抗日战场。

　　1940年7月7日，我的三叔刚完成任务，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他接到挺纵司令部命令，要接应粟裕部队过江任务，就立即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未来得及同母亲说说笑话、拉拉家常，就匆匆离家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三叔牺牲后，父亲将大伯的长女改名为继飞，永远继承三叔的革命遗志。解放初期，当地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66年文革极左狂飙从城市刮到农村，我的祖父被定为“反动地富分子”遭到批斗殴打。那时，我的父亲已失去了自由，身不由己，大伯也靠边审查。祖父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小儿子为国捐躯，是革命烈士，会躲过劫难，谁知他被告知，“烈士”是假的！没有证明。造反派们两次来抄家，疯狂地抢劫财物，孤独无助的老人面对洗劫一空的家悲愤不已，不久气绝身亡。之后，我的大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全家押送原籍农村吴家桥劳动改造。大伯“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说来实在荒谬，抗战时期，父亲家里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家庭开支日趋增大，大伯是家中长子，为了维持接待任务所需的财力，大伯去镇江、南京和上海等地做些生意，填补接待透支，同时给新四军买些药品和生活用品，有时也跑跑交通、递送情报、接送人员。新四军有关部门给大伯仿制了一张国民党中统组织成员的“红派司”（工作证、身份证明）作为沿途“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使大伯顺利通过层层封锁线，行走于白区与根据地，也正是这张“通行证”改变他后来的人生命运，甚至几乎要了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