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12·13”,南京全城凝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四周竖起了“国家公祭”的条幅,黑底白字。
清晨7时,纪念馆举行国旗下半旗仪式,以国家名义,以最高规格,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先烈和民族英雄。
这一刻,黑衣白花静默无声
寒风中的和平集会广场更显庄严肃穆,广场西侧“灾难墙”前多了一行雪白大字——“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广场上聚集了上万名参加悼念的各界人士代表,着黑衣戴白花,静默无声。
9:59,18名礼兵肩枪齐步行至公祭台南北两侧。
10时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开始,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唱国歌。
10:01,警报拉响,全场肃立默哀。短短60秒,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全城上空,从无数人的心上碾过。
继而《安魂曲》响起,踏着低缓、哀伤的音乐,16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抬着8只大花圈缓缓前行,在亲历者的记忆中穿过,在人们的思念和祈福中穿过。惨痛的历史再次在夏淑琴脑中浮现。去年此刻,国家第一个公祭日,夏淑琴作为幸存者代表,和习近平主席共同为国家公祭鼎揭幕。“眼泪像憋在胸口,很感动。想到过去,又很难过。”夏淑琴说,国家公祭,告慰了亲人。她要活着,为历史作证,让更多年轻人从心里珍惜和平。
哀乐低沉,花圈肃穆,礼兵的步伐庄严、凝重。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此刻,悲恸弥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百余人。80岁的傅兆增老人当年两岁,被妈妈抱在怀中还被子弹擦伤,“子弹再进去一毫米,我就没命了。”老人的右腿上仍留着两寸长的疤痕。老人说,几十年过去,国家变化翻天覆地,国家强大,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国家强盛,生活幸福,是对亡灵最好的告慰。”91岁的李高山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他说经历过日军的惨无人道,深知国家孱弱或强大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27岁的郭凤通和其他礼兵抬着花圈,不到百米长的距离,足足用了3分33秒,行至正中,“放!”郭凤通一声口令,8只花圈敬献在“灾难墙”前,告慰30万遇难同胞。这短短几十步,郭凤通和战士扛着绑着沙袋的轮胎练了一个多月。训练之余,部队还组织学习抗战史。只有进入那段历史,脚步才能迈出内心的沉重,才能体会肩上的担重。
这一幕, 唤起对和平的坚守
“公祭遇难同胞,缅怀抗战先烈,谴责侵略暴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
站在第一排的黄佳乐小姑娘感到心里酸酸的,直想流泪。这位江东门小学的五年级女生是第一次来到纪念馆。学校近在咫尺,老师担心这里记载的暴行会伤害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直到上了高年级,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力,老师才为孩子们揭开人类文明最黑暗的那一页。
公祭仪式中的第二方阵,站立着众多国际友人。纪念馆老馆长段月萍今年82岁了,一出现在人群中,便被抱住。第一个抱住她的是来自日本的松冈环女士,她和她的团体,20多年来始终坚持亲访大屠杀幸存者和日本老兵,收集南京大屠杀证据,并向日本社会广泛传播。带着对彼此的关爱和欣赏,流露出多年努力终获成功的欣慰,周围人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两位女性的拥抱瞬间。
夏淑琴老人一出现,老馆长、国际友人们一一和她拥抱,嘱她保重身体。“这是一位勇敢的老人。”25岁的大石未央曾和老人对话。她是大阪大学的研究生,在1年多时间里4次造访南京。去年夏天,她第一次来到南京,第一次来到江东门的这座纪念馆,深感震撼。参观纪念馆之后,大石未央决定要学习这段历史,每次来南京,都要和幸存者面对面交谈。“让亲历者告诉我当时是怎样的场景,发生过什么,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交流得越多,大石未央就越想更深入地学习。现在大石未央已经把主攻方向从语言转向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她说,在日本关注二战历史的年轻人很少,但现在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在慢慢增加,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来自南京军区的战士罗尕机和其他5位代表共同撞响和平钟,在激越的钟声中,这位藏族小伙子祈愿年轻一代不忘屈辱,祈愿自己对国家有更大的担当。
和平鸽展翅飞向天空,黄佳乐、大石未央、罗尕机……万众一起举头凝望天空。
这一年, 对话历史凝聚力量
离第一次国家公祭日,已整整一年。这一年,以国家的名义悼念遇难同胞,缅怀抗战先烈,更多的人走近历史,思考这段历史。就在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从此,这段南京的城市记忆从国家记忆上升为人类的“世界记忆”。
出了纪念馆大门,8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被中外记者围住。“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又想起那些极其悲惨的场景。”老人说,一生中常常独自回想那段历史。国家宣布举办国家公祭以来,老人路过纪念馆,每一次都看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今年,纪念馆参观人次达到900多万,远远超过往年。“只要活着,就要把经历给后人讲清楚。”老人说,“只有铭记历史,才能真正地超越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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