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我出生于湖北襄阳东津。这里是唐代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故里，这里是千百年来人们传诵的小诗《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诞生地，这里是湖北省第一个省级新区……

    2012年，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阳以“北拓、东进、南优、西控”为城市总体布局，市区北部的团山、伙牌，东部的东津、双沟、峪山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伙牌、双沟均成为省级开发区或省级工业园区驻地，而东津成为湖北首个省级城市新区。从此，襄阳城区由“C”字型向“O”字型转变，形成了今日的四方形城区框架。

    东津新区是湖北省政府主导开展的新城建设项目，属于省级战略，但下放给襄阳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该区战略意义重大，曾被赋予填补区域国家级新区空白的使命，也是实现襄阳复兴，重塑历史辉煌的重要支撑。

    作为全省第一个省级新区，东津不仅是“湖北的希望”，它还是“襄阳的骄傲”。湖北省批复襄阳市设立省级东津新区是全力支持襄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湖北省的国家级开发区增加了七八个，但省级新区却没有增加一个，这说明了湖北省为襄阳城市拓展提供了坚强的后背依靠。

    直到2022年，武汉长江新区获批，湖北省才有了第二个省级新区。而这时，东津新区建成区面积已突破20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超过20万，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文理学院等知名高校纷纷入驻，数十家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省市百强企业落户，带来了几千亿的投资，为襄阳经济重回湖北第二位、高教补短板做出了重大贡献。

    未来，东津新区将一如既往地打造现代化高质量都市，加大招商引资、招校引院力度，力争“十四五”期间引进资本2000亿元以上，为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绿色新城、科教城、总部产业集聚区及地市级最美新区奠定坚实基础。

    我的故乡东津，是“襄阳的骄傲”，是“湖北的希望”，是“中国的荣光”！

    因为这里，还造就了一位曾被周恩来总理称“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的潘文郁！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正如著名诗人艾青于1938年写的这首现代诗《我爱这土地》一样：
    我爱东津，
    我爱这片土地。
    我爱东津，
    我爱我的故乡。
    我爱含泪水，
    时常追忆起我的老乡潘文郁……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于1919年５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介绍。这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青年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寻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缘起，不得不让人追忆起中共党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东津人、曾被周恩来总理称“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的潘文郁。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近代著名的翻译家，经潘文郁翻译的外国进步作品，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革命历史进程，这其中他翻译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革命巨著《资本论》，使中国近代革命志士都从中受到启发和影响。但由于历史原因，潘文郁的传奇人生和历史贡献却长期不为人所知。潘文郁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一段段中国革命传奇故事，在今天依然感人肺腑。坚定的信念，杰出的才能，重大的贡献，坦荡的胸襟，崇高的品质，潘文郁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不得不令后人敬仰。当下，考究潘文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对于新时代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并指导理论与实践创新，不得不说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襄阳：我的老乡潘文郁是重要奠基者

    1.潘文郁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潘文郁(1906－1935年)，原名潘问友，又名潘成文、潘东周、潘文育、潘玉华，号冬舟，湖北襄阳人。1906年4月4日，潘文郁诞生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襄阳东津湾。受家乡襄阳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浸润和滋养，潘文郁幼年好学善思，9岁的时候就天赋尽显，提笔成文，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气呵成。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家乡襄阳的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3年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了肖楚女把马克思主义首次传播到襄阳的革命火种。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头脑。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萧楚女第一次来到襄阳，在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国文、物理、哲学教员。教学中，他鼓励学生学习新文学和鲁迅作品，组织“乡俗改良会”，并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1921年夏，因受反动势力的排斥被迫离开襄阳。1924年1月，萧楚女因母亲病重离开重庆回到武汉。应二师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他于母亲去世后，第二次来襄阳，到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这时，他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2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带着党的重托，他在二师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学生觉悟的不断提高，萧楚女此时已考虑准备在襄阳建立党组织，对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进行考察培养，把李实、刘子谷、燕文新、方福生、殷乾三、程钦等人列为发展对象。萧楚女在襄阳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襄阳反动势力的恐慌。在特殊背景下，第二次来二师任教仅仅3个多月的萧楚女不得不再次离开襄阳。1924年初，国共两党实现合作，萧楚女于5月前往上海，随团中央安排工作。萧楚女是襄阳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两次来二师执教，在襄阳播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给进步青年指引了革命道路，为潘文郁到襄阳建立襄阳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小组、谢远定到襄阳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2.潘文郁回家乡襄阳领导学运。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卅惨案激起了湖北学生的极大愤怒。此时的潘文郁，于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党员，已成长为学联骨干。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潘文郁也跨党加入了国民党。作为湖北学联代表，潘文郁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家乡襄阳到曾经就读的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领导学运的开展。

    3.潘文郁建立襄阳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小组。回到家乡襄阳从事党务工作，潘文郁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潘文郁在肖楚女曾经在第二师范学校启动建立党组织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群众中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具有反帝反军阀和民主革命觉悟的人员，把在第二师范学校中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孙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建立了襄阳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小组 (1926年，国民党襄阳县党部成立，中共党员李实任县党部常委即书记长)。接着，这批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成为襄阳地区共产党的基础。1925年11月，谢远定将襄阳的党、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了第一个襄阳党团特支，并担任了特支书记。襄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襄阳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在襄阳第一次有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组织，从而使襄阳的革命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给灾难深重的襄阳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襄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襄阳的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4.潘文郁出席中共“六大”。1925年10月7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筹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苏联帮助中国培养干部。中共中央从湖北选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因其学习勤奋，不久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在大学里小有名气。曾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学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扬。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指定参加的代表53名，他是其中之一，代表证号码为91号。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翻译，他的俄语水平、翻译能力和工作实绩，受到周恩来、李立三的赞赏，也由此被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二、马克思主义在党内：我的老乡潘文郁是重要宣传者

    1.潘文郁回国工作。“六大”后，在周恩来离苏前，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他欣然应允。1928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蔡和森，潘文郁继李实之后任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这时，潘文郁已成为具有坚强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六大”制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系统地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新形势与党的任务，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潘文郁积极主张办好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他在以问友名义撰文《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中说：“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非常大的，它必须动员全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同一个正确的政治认识之下，在同一个正确的策略之下，继续不断的长期的坚决的奋斗，然后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达到这一任务起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的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深刻的解释一切政治问题，战胜统治阶级的欺骗，指出正确的革命斗争的策略。”

    2.潘文郁参与筹办党刊。潘文郁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支持。他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并参与领导《布尔塞维克》( 1928年11月，《红旗》创刊后，《布尔塞维克》从党中央机关的一种综合性刊物转型成为专门的理论性刊物)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红旗》由谢觉哉任主编，他任副主编。李立三兼任《布尔塞维克》主编，他任副主编。从此，潘文郁开始了运用党的喉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后8月20日终止，共出版126期。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在第一期和最后一期都发表的有文章。目前已发现他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还在《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言，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3.潘文郁宣传马克思主义。潘文郁在1928年12月1日《布尔塞维克》之《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旗帜鲜明地撰文说：“十月革命……告诉我们，历史的进化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要死亡的，十月革命正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他照耀着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 对于广州暴动，潘文郁在1928年12月4日《红旗》之《广州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上的意义》一文中给予了很高评价：“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苏维埃的阶段，在广州暴动及苏维埃的组织中，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广州暴动证明了中国革命仅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在1930年4月26日《红旗》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中，潘文郁提出党在当时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在农村建立红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在文章中写道：“失业破产的农民以及将要失业破产的农民，这正是中国农村中受封建剥削最残酷的阶层，他是农村中反封建地主阶级之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中国土地革命之最急进的先锋，若不使他们广大的动员起来，则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之《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势》一文中，潘文郁强调组织红军的指导思想“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来扩大红军的发展。农民群众武装，不应该只成为赤卫队组织，他应该组织成正式的红军。”“在农村中，武装暴动及红军游击队的扩大，成了非常显著的事实。全国红军的发展，从前多在乡僻小县中，现在已经普遍到重要交通区域，不断的消灭政府的军队，占据城市。”“……只有农民是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的联合才能得胜利。……农民也只有与城市无产阶级站到一个战线上才能得到解放。” 潘文郁在他的文章中，还用大量篇幅宣传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报道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坚持土地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潘文郁除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外，还和王学文等创办了《新思潮》杂志，人称“新思潮”派。他们率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同“动力”派和“新生命”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潘文郁在《新思潮》上主要以潘东周的署名发表文章，著有《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等文章。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而且这种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的比重中占着极大的优势。”潘文郁的论述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他在阐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方面旗帜是鲜明的，立论是正确的。推动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理论家、政治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中国社会问题，很多人包括李达、刘梦云和刘苏华等有影响的人物登门或函访潘文郁，一时，潘文郁声名大振。

    4.潘文郁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9年7月，中共中央曾致信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信中陈述中央急需理论人才，要求“至少要有像沈泽民、潘文郁这样的理论人才四五个”，可见潘文郁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文郁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3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艺内部论战，统一对敌”的决定。潘文郁遵照中央精神，亲自到内山书店找鲁迅商讨，鲁迅赞成中央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潘文郁出席了这次大会。1930年，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潘文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同国民党反动文人、托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为阐明中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侵略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1930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指挥全国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机构——总行动委员会，委员有李立三、邓中夏、吴振鹏、陆定一、刘伯坚、徐锡根、向忠发、李维汉、王克金、余飞、陈郁、袁炳辉、罗章龙、潘问友等14人，向忠发、李立三 、徐锡根、袁炳辉为总行委主席团。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让年轻的潘文郁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

    三、马克思主义在敌中：我的老乡潘文郁是重要翻译者

    1.潘文郁从巅峰跌入低谷。然而，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正当此时，一场党内政治斗争使潘文郁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李立三的位置，潘文郁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罗绮同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此时，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2.潘文郁被捕脱党。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已经让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军统，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文郁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潘文郁填了表。但表示：“第一，不带宪兵特务上街抓人；第二，我没有什么秘密可谈；第三，我不当堂对质。”仍坚守革命者的情操，信仰马列主义。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曾是共产党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任上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张学良的信任，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惜才的张学良还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和文采，想让潘为其撰写《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1932年将潘文郁保释出狱，潘文郁由此脱党。潘文郁在特务的监督下完成了这本书，他在书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人民起来增强国力，搞好国防。并用稿费买了一批书作为赠品，赠送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意义，号召他们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国防，抵抗外侮，保卫疆土，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

    3.潘文郁翻译《资本论》。在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而心里又十分苦闷的情况下，潘文郁认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所迫切需要的，于是开始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他超负荷地工作，接连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册(约40万字)，分别在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这两分册连同陈启修译出的第一分册，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4.潘文郁加入“北京特科”。潘文郁在“国防论”上宣传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理论和翻译出版《资本论》等事，被中共地下党“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发现。经过对潘文郁被捕前后的情况了解，认为潘文郁仍然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随后受命创建北京特科的吴成方便派人和潘文郁取得联系，于1932年5月吸收他为“北京特科”成员，潘也因此再次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

    四、马克思主义在党外：我的老乡潘文郁是重要启蒙者

    1.潘文郁化名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担任“剿总”政训处少将副处长的黎天才，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潘文郁的博学和见解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也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

    2.潘文郁成为张学良的启蒙老师。张学良把化名潘东周的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文郁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并当上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同时还教张学良学习《资本论》，成为了张学良的启蒙老师。潘文郁结合日军侵占东北的事实，把《资本论》讲得有理有据，入木三分。张学良听得十分认真，对潘文郁更加敬佩。潘文郁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工作之便，常常提醒张学良东北的许多流亡青年都热烈希望抗日，并及时完成了“北京特科”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党提供了很多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核心机密。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3.潘文郁身份彻底暴露。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身在敌营的潘文郁每天看到和听到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情报。此时，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文郁，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潘文郁看着面前的大量文件，内心做着抉择，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条件不许可，最好能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帮着抄写。可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觉，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带回家抄写，就不能尽快交给杨青林带回。最终，他决定冒一次险。趁着夜色，潘文郁把机密文件悄悄带回家，和妻子一起连夜抄写。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时，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杨青林又必须当日往回赶。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交给了杨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的文件，那是豫鄂皖“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他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围剿”指挥官可以通过它确切了解敌部的兵力和分布情况，只是文件长，来不及抄写了。杨青林带着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特科成员遭逮捕。宪兵三团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机密文件。文件先是到了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手上，又火速报到了南京蒋介石那里。这份文件本该在潘文郁负责保管的机要组的文件柜里，却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员的手里，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谍”。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电张学良，同时还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要他把共谍潘文郁押解去南京法办。张学良认为潘文郁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一心想保他；另一方面，张学良很重义气，对自己的部下从来是处处保护。事发后，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因此，他尽力拖延着不办。当南京又来电催促时，他回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防止特务暗杀潘文郁，他命人从机要组办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带走，保护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潘文郁向黎天才请假，回家去看看。黎天才批准后非常后悔，深怕潘趁此机会逃之夭夭，无法向张学良交待。事过不久，潘文郁按时回来，黎天才为此极为感动，向潘坦露自己的心事。潘文郁动情地对黎天才说：“我逃跑了叫你吃官司，那不是人做的事。”黎天才把潘的这番话汇报给张学良，张更加敬佩潘的品德。他提笔给潘文郁写了一封信，告慰潘不要惊慌，安心等待，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救他。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个月。就在张学良看到曙光的时候，被捕的杨青林叛变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给中共。由此，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

    4.潘文郁英勇就义。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文郁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文郁。张学良见潘文郁难以幸免，只得面见潘文郁说：“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潘文郁说。张学良惋惜地看着潘文郁，点头同意。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奋笔疾书到天亮。放下笔，他眺望家乡的方向——襄阳东津湾，那是坐落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此时，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他长叹了一口气，少小离家闹革命，虽很少回去看家乡父老，却也没给家乡丢脸，只是，过早离开，所学和志向来不及再回馈家乡和革命事业了……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从容地走出张学良的官邸。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潘文郁英勇就义，张学良非常痛心。他后来曾对共产党员刘鼎说起潘案，感情沉重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他说潘会6国文字，很有学问，是个人才。潘写过几万字的供词，讲的都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将来一定成功的道理。张说，他曾建议把潘留在武汉长期监禁，但蒋介石不允，最后还是杀掉了。言下表示不胜惋惜之意。不过，这段已经过去的历史在当今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潘文郁牺牲前，“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归，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这才是潘文郁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文革”期间，潘文郁的亲属被扣上“叛徒”家属的帽子。结束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吴成方希望上级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况。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7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壮烈经历。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