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从容就义
潘文郁出事让黎天才很惊恐,潘文郁是他向张学良举荐的,自己又是机要组组长,潘文郁是自己手下,自然脱不了干系。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后,想回家去看看,把境况告诉家人。他向黎天才请假,尽管事关重大,黎天才还是批准了。但黎天才多少有些担心,毕竟潘文郁是蒋介石要的人,如果潘文郁脱逃,他无法向张学良交代。
可是,潘文郁却准时回来了,这让黎天才很是感动。潘文郁理解黎天才的心思,对他说:“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让你承当,那不是人做的事!”
重返虎穴的潘文郁,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获准回家后,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潘薪传,妻子和弟弟都劝他趁少帅不忍心加害于他的时候逃命。他摇摇头,表示自己不能跑。他抓紧最后的机会与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团聚,当时他的大儿子三岁,小儿子刚满一岁。最后,他挥泪告别家人,嘱咐妻子,自己走后赶快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躲避,又与弟弟诀别后,他返回关押地张公馆。
黎天才把潘文郁按时返回以及所说的一番话汇报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与品德,当即提笔写了一封信,安慰潘文郁不要惊慌,安心在张公馆住着,他要尽最大的努力解救他。
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个月,就在张学良看到曙光的时候,被捕的杨青林叛变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给中共。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
蒋介石这时也拍来电报,限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还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恩,他反而复电蒋介石请求宽恕潘文郁的罪行,他说,“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不为所动,又接连打来几份电报,催促之外,还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亲自监刑。
张学良见潘文郁难以幸免,只得面见潘文郁说:“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潘文郁说。张学良惋惜地看着潘文郁,点头同意。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奋笔疾书到天亮。放下笔,他眺望家乡的方向——襄阳东津湾镇,那是坐落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此时,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他长叹了一口气,少小离家闹革命,虽很少回去看家乡父老,却也没给家乡丢脸,只是,过早离开,所学和志向来不及再回馈家乡和革命事业了。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从容地走出张学良的官邸。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
7.有重大贡献而牺牲
周恩来总理称:潘文郁有重大贡献而牺牲。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总理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文革”期间,潘文郁的亲属被扣上“叛徒”家属的帽子。结束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吴成方希望上级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况。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7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壮烈经历。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四、谢远定在襄阳——第一任襄阳党团特支书记
谢远定(1899—1928年),字伯定,号伯平。湖北枣阳市谢家老湾人。1916年考入湖北省立中学,翌年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受教师恽代英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1919年,在校投入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夏,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改为东南大学)。1925年夏,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派回鄂北开辟工作,以湖北省立第十中学校监兼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活动,发展一批党、团员,建立了襄阳党团特支,并任特支书记。
1.入党
谢远定在校读书期间,深受老师恽代英的教诲和感召,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的熏陶。1917年秋,他参加了恽代英所倡导的“互助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谢远定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演讲宣传等活动,坚决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1920年初,在恽代英的积极组织下,在“互助社”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的基地,谢远定成为该书社的社员。同年夏,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跨进高等学府后,谢远定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而且阅读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书籍,还密切注视社会动向。1921年5月,谢远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思索,谢远定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思想有了飞跃性变化,从讲究好好做人的民主思想,跃进到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共产主义思想。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2.事迹
1924年,谢远定组织鄂北旅宁学友会主办了《襄军》季刊,抨击黑暗的旧社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他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加国民党南京党部的筹建工作,并在南京高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中发展了部分党员,为国民党南京党部(后改为南京市党部)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25年春,根据工作需要,谢远定离开南京回到武汉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以私立武昌共和中学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串联。当时他经济收入微薄,唯一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因患重病,无钱医治而离世。他以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克制自己,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同年夏,党组织派谢远定回鄂北襄阳地区开辟工作,他以襄阳鹿门中学(后改为湖北省立第十中学)教务主任兼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员的身份公开工作,从学生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1925年11月,谢远定将襄阳的党、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了第一个襄阳党团特支,并担任了特支书记。
1926年春,以二师为中心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鄂北大部分地区也相应建立起农民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震惊了军阀政府,谢远定成了敌人注意的重要目标。
这时,谢远定终因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压迫,于4月28日返回武汉,向组织报告工作,团襄阳特支书记由高如松继任。5月,按照团武汉地委的决定和团中央的批准,在武汉地委负责人李子芬的具体指导下,正式成立团襄阳地委,仍由高如松担任书记,宋良猷任组织,姚昭德任宣传。与此同时,根据谢远定的建议,中共武汉地委(后改组为湖北省委)作出决定,凡党员兼团员者从团组织中分离出开,不再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并建立以李实为书记的中共襄阳特支,由姚昭德任组织,高如松任宣传。
襄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襄阳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在襄阳第一次有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组织,从而使襄阳的革命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给灾难深重的襄阳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襄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襄阳的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为了免遭迫害,党派遣谢远定前往广州参加北伐军,在第十二师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科科长等职。随军北伐途中,他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士气民心。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奉命调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秘书,主编市党部理论宣传刊物《汉声周报》。他在《汉声周报》上撰写文章50多篇,揭露敌人的罪行,宣传革命真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进入低潮阶段。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为了更好地同敌人作斗争,党组织派谢远定第二次回到鄂北。他先后担任中共鄂北特委(兼随县县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特委书记等职,主持筹建了随北游击大队,为发动以枣阳为中心的鄂北秋收暴动,做了大量工作。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他经常改名换姓,化装成农民、小贩,只身活动于鄂北地区城乡,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为以后建立鄂豫边苏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遇害
1928年夏秋之间,中共鄂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给继续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了避免给党组织造成更大的损失,时任中共鄂北特委负责人之一的谢远定,想到自己对武汉比较熟悉,就自告奋勇,毅然于农历9月只身前往武汉寻找省委。谢远定到武汉后,经中共党员李抱一(又名李实)介绍,终于同省委取得联系。他详细地向省委汇报了鄂北的斗争情况,得到了省委关于下一步斗争的指示。就在谢远定带着省委的指示准备返回鄂北的前一天晚上,因叛徒林家靖的出卖,他在所住的汉口甲子旅馆洗澡堂内被“清乡”督办署稽查队逮捕。被捕后,敌人用辣椒水灌鼻子,用香火烧脊骨,残酷折磨谢远定。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坚贞不屈,一言不发。敌人无奈,只好把他送上法庭。在法庭上他怒斥叛徒厚颜无耻、叛党投敌,嘲笑敌人的无能与卑劣。恼羞成怒的敌人把谢远定押赴刑场。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29岁。
在枣阳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谢远定烈士的像片和英雄事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前来参观瞻仰。
(作者:陈志华系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产学研处副处长、李家武系襄阳市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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