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领导农民运动

    1925年春，程克绳受中共武昌区委派遣从武汉回枣阳领导农民运动。先后在枣西、古城、马岗、徐窝、郑岗等地办起10多所农民夜校，并亲自到各校轮流讲课，宣传革命道理。随后又办起平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回民俱乐部、文武学堂、青年读书会、党员训练班等10多种形式的学校。经过宣传发动，于6月15日夜在程家三房庙内吸收王大中等5人入党，建立鄂北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并任组长。10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秘密筹建中国国民党枣阳县临时党部，并任常委。12月，任中共枣阳县特支书记。1926年8月，中共枣阳地方委员会(一说县委)建立，程任书记。1927年1月，程主持召开国民党枣阳县临时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导的中国国民党枣阳县党部，并任常委。1927年8月，任中共枣阳县执行委员会书记。中旬，组织枣西农民武装1万多人，攻下隆兴寺区署和团防局，就地处决区长兼团总邱植卿等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打响了鄂北秋收暴动第一枪。10月，领导随枣边区红枪会暴动，并组织成立枣阳县农民赤卫队。12月，赤卫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程任总队长。1930年5月，发起襄枣暴动，建立襄枣宜苏区。10月鄂豫边特委成立，程为执行委员。同时，任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师师长，领导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恢复和发展。1932年春，任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委员。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到襄、枣、宜苏区领导“肃反”，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6月，程率失散红军100多人撤至钟祥，与当地游击队会合，整编为鄂北游击队，任总指挥。9月，又与红三军失散的部分战士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襄北独立团，任参谋长。同年冬，程被定为“改组派”被错误杀害于大洪山六房咀田家台子。1960年程克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军事将领、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生平简介被收入《 辞海》。其事迹陈列于洪湖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祠及湘鄂西苏区革命纪念馆。

    三、潘文郁在襄阳——第一个国民党小组组建者

    潘文郁（1906—1935），亦名问友、成文、东周、文育，号冬舟，湖北襄阳东津湾人。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曾作为湖北学联代表参加武汉反帝爱国运动。国共合作期间，受中共武汉地委派回襄阳发展国民党员，并组织建立襄阳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小组。1934年2月，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到武汉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为张学良讲解《资本论》，后北平地下党组织机关遭破坏泄露身份被逮捕，于1935年被暗杀于武昌。周恩来总理称：潘文郁有重大贡献而牺牲。

    1.年少志向高远

    1906年，潘文郁诞生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襄阳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养育了一代名相诸葛亮，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张继、皮日休，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等历史文化名人。受家乡浸润和滋养，潘文郁幼年好学善思，9岁的时候就天赋尽显，提笔成文，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气呵成。

    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家乡的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了肖楚女把马克思主义首次传播到襄阳的革命火种。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头脑。

    1923年，潘文郁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

    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了湖北学生的极大愤怒。此时的潘文郁，已成长为学联骨干。作为湖北学联代表，潘文郁回到曾经就读的第二师范学校，领导学运的开展。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潘文郁也跨党加入了国民党。之后，潘文郁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乡襄阳从事党务工作，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肖楚女在第二师范学校曾经启动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潘文郁在此基础上，深入群众中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具有反帝反军阀和民主革命觉悟的人员，把在第二师范学校中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孙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建立了襄阳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小组。1926年，国民党襄阳县党部成立，李实(中共党员)任县党部常委(即书记长)。接着，这批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成为襄阳地区共产党的基础。

    2.初出茅庐，才气逼人

    1925年秋，苏联帮助中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中共中央从湖北选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因其学习勤奋，不久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在大学里小有名气。曾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学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扬。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因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会址不得不选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乡间别墅里秘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参加的代表，潘文郁是其中之一。潘文郁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谈话，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潘文郁先后为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项英等中共领导人作俄文翻译。他的俄语水平和工作实绩等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赏，潘文郁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这年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刊物撰写了大量重要社论及文章。这期间，他还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发现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他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文郁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然而，正当此时，一场党内政治斗争使潘文郁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

    3.笃信马列，再度为党工作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不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罗绮同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此时，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已经让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军统，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文郁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前共产党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任上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张学良的信任，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于是利用职权保释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文郁思想极为苦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文郁的戴笠也曾派人邀潘文郁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文郁的进步行为引起了北京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赓曾对北京特科创始人吴成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京特科急需人才，潘文郁被党开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吴成方派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讯站的联络员，后长期工作在周恩来身边。潘文郁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化解了潘文郁心中的疑虑和恐惧。潘文郁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还信任他。

    潘文郁见到吴成方后，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这个问题，潘文郁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潘文郁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4.衔命卧底“剿总”

    重新为党工作，让潘文郁从里到外都变得明朗起来。他在特科指导下逐渐改变书生气，有意识地在待人接物中培养深藏不露的练达和城府，以适应情报工作的环境。

    为了保护潘文郁，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文郁联系，潘文郁搞到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得知戴笠托人找过潘文郁，特科成员肖明指导他与戴笠拉上了关系。戴笠邀请潘文郁去南京做客，潘文郁欣然前往。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文郁进入军统工作，潘文郁按照特科叮嘱，对戴笠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戴笠见留不住潘文郁，只好约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黎天才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他被张学良任命为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等职。潘文郁要搞军事情报，少了黎天才不行，为此，潘文郁与黎天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黎天才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搞起了情报网，得到张学良加倍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黎天才索取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黎天才已经脱党多年，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于是把潘文郁当救兵讨教。

    潘文郁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指导潘文郁告知黎天才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黎天才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接触中，黎天才意识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组织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黎天才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他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他的博学和见解也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化名潘东周的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文郁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黎天才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任组长，把信得过的人安插在里面，他安排潘文郁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这个岗位几乎可供他无遗漏地获取“剿总”的军事情报。

    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他认为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同时，他这样做可能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能不能联共抗日呢？

    张学良责成黎天才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黎天才知道潘文郁能完成，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诸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张学良审阅后非常满意，亲自写了序，印刷下发后，他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翻阅。潘文郁顺理成章地被黎天才推荐，成为了张学良的老师。

    张学良学习马列很认真，潘文郁讲解得也很用心，张学良开口闭口称潘文郁“老师”，当着别人的面也是如此。潘文郁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也就获得了为党工作的便利条件，他借机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刘尊棋与潘文郁同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作为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记者，刘尊棋如果能顺利采访张学良，将对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有利。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潘文郁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文郁给刘尊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5.身份暴露

    到张学良身边后，北京特科交给潘文郁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获取军事情报。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党第19路军后，重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时期。进入10月，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蒋介石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围剿”。张学良被任命为“剿总”副司令。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文郁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身在敌营的潘义郁每天看到和听到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情报。 　　

    此时，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义郁，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战事愈是紧迫，就愈凸显情报的重要性，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关键作用的是情报。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此时敌兵已突破苏区外围，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广昌进犯了，他何尝不想把“剿总”所有的机密文件作为“炮弹”，都提供给红军呢？ 　　

    杨青林此次到武汉，是北京特科新的负责人李光伟派去的，这之前，特科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继被调离了。

    潘文郁看着面前的大量文件，内心做着抉择，这些都是他经手的机要组机密军事情报，对激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都是有价值的，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条件不许可，最好能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帮着抄写。可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觉，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带回家抄写，就不能尽快交给杨青林带回。

    最终，他决定冒一次险。凭着他在“剿总”的表现，他有把握既把情报搞到手，又不被身边人察觉。趁着夜色，他把机密文件悄悄带回家，和妻子一起昼夜抄写。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来临的时候，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杨青林又必须当日往回赶。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交给了杨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的文件，那是豫鄂皖“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他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围剿”指挥官可以通过它确切了解敌部的兵力和分布情况，只是文件长，来不及抄写了。 　　

    就是这份机密文件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牺牲。杨青林离开武汉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不仅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也使党的白区工作损失重大。杨青林带着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特科成员遭逮捕。宪兵三团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机密文件。

    文件先是到了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手上，又火速报到了南京蒋介石那里。这份文件本该在潘文郁负责保管的机要组的文件柜里，却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员的手里，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谍”。

    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电张学良，同时还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要他把共谍潘东周押解去南京法办。但张学良不愿意被人指责他赏识和重用的人通敌，他正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于是带上潘文郁去了南京，以表对蒋介石命令的尊重和服从。会议期间，张学良得知潘文郁的嫌疑虽然很大，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中共卧底，案件还在调查中。于是，会后他又把潘文郁带回武汉。

    张学良一方面是太惜才，另一方面是重义气。事发后，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南京又来电催促他交送潘文郁的时候，他致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防止特务暗杀潘文郁，他命人从机要组办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带走，保护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嘱咐手下，食宿给予方便，相对给些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