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文史专家鲁海介绍说，所谓“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是日伪时期青岛真正的统治者，它在伪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设有顾问，所有行政事务均由顾问裁决。这些文件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以及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全面抗战的史实。

    记忆：11岁进日本纱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我11岁就进纱厂做工了，两班倒每天干12个小时，一天工钱8毛钱，一个月工钱还不够买袋面粉。”王兴盛老人今年82岁，1943年进入日本同兴纱厂（记者注：即后来的青岛国棉八厂，与国棉七厂相邻）做工，他对当年做童工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候日本纺织厂都差不多，都喜欢用童工，听话又省钱，当时像我这么大的很多，最小的女童工才8岁，个子矮就踩着凳子干活。厂里有大把头、小把头，干不好活就要挨打挨骂……”

    中国廉价劳动力只是日本在青岛建设纱厂的一个原因。鲁海说：“日本一战前觊觎青岛和胶济铁路，就是看中了山东的‘二白一黑’，黑的是煤炭，白的就是棉花和海盐。”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收购山东的棉花就地加工、攫取资源和财富，是日本在青岛开办棉纺工厂的主要目的。

    自1916年到抗战结束前，日本在青岛先后开设了内外棉、大康、富士等九大纱厂，主要分布在青岛的四方和沧口地区。直到今天，青岛国棉八厂的旧址还保留了几座老旧的日式建筑，其中一座二层小楼就是当年日本纱厂厂长的住所，后来改作招待所。据统计，1937年日本在华投资的全部纱厂中，青岛各纱厂的纱锭、织布机比重分别达到了28%和36%以上，纺织业也成为日资在山东投资最大的工业部门。

    循迹：不该被遗忘的工厂历史档案

    除了富士纱厂的档案原件，我们还在档案中看到了该工厂不同历史时期有关档案整理、移交工作的记录、说明、交接清单等衍生文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工厂。不久，富士纱厂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第八纺织厂”。在卷宗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多份信笺，是原日文档案文件的译本抄纸，毛笔笔迹隽秀，墨迹如初。

    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1953年3月的“分局经营国棉七厂房地产管业凭证移交清册”，应该是上级主管分局向国棉七厂移交该档案的交接单。在接收人下，除了盖有“国营青岛第七棉纺织厂”长条印章，还有厂长、经办人的印章等大大小小7个印章。

    循时间线搜索，还可以发现1982年12月的一张备考表，上面写着：“……在清理积存时找出，有历史参考价值，故原样保存。立卷人：徐立。”

    在一本卷宗的扉页上，贴有一张科技档案鉴定卡片，鉴定意见一栏写着：“该资料系国棉七厂敌伪时期的历史资料，是我厂厂史的一部分……应永久保存。”填写人是一位姓蔡的助工，时间为1984年11月。

    所有档案整理的衍生文件中，标注时间最晚的是1989年1月7日，标注人徐立。

    这套经历了几次战火和动乱而得以保全并被鉴定为应该永久保存的历史档案，为什么会流落到废纸堆里呢？

    刘吉林告诉记者：“国棉七厂2002年破产，一家本地媒体也查访过徐立这个人，但没有找到。企业不景气，人心散了，可能也就没人顾得上档案了。”

    正如鲁海所说：“像这样完整的、历史跨度近一个世纪的工厂档案散落民间，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遗憾。工厂的历史档案，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当呼吁全社会来重视历史文物和历史档案的保护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