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旁边笑着的男人，蒋介石也许下重金悬赏他的脑袋，窑洞微弱的光线朦朦胧胧地照着的这个男人，宽宽的肩膀，剃得光光的脑袋，又黑又浓的胡须，活像《水浒传》里的头领，又像罗宾汉似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艾格妮丝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贺龙。

　　他并不喜欢提起自己的过去。贺龙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前，在他掌握的广大地区里，实际上常常发生袭击、抢掠以买卖鸦片致富行商的事件，可是他的队伍决不对本地区的居民劫掠。

　　贺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游击战的名将。从他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巨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叼着他喜欢用的烟斗，浓黑的胡须，他那充满调皮的眼睛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诙谐有趣。富于幽默感的贺龙在西北，同他在故乡湖南一样，大受农民的欢迎。

　　和朱德一样，看上去更像一个农民而不像军人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就是彭德怀。他的军人生涯可以从16岁算起，27岁当上国民党军队的旅长。1928年，他率部起义，带着一个团和军官学校的学生投向毛泽东的农民军。

　　彭德怀也是湖南人，可是要听懂他说的话却很费劲。湖南方言本来就不好懂，再加上他说起话来快得像开机关枪，就更难听懂了。他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却从小没过过好日子。6岁丧母，后娘虐待他，不得不跑到祖母家里去，可是，祖母待他更不好。因此，他从家里逃出来，那年他才9岁。为了活命，他给人家放牛，到矿里挖煤，给鞋匠当学徒，最后当了兵。

　　朱德向我介绍了一位特别年轻的将军，那时候还不到30岁的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有点羞涩的二十来岁的学生。在延安时代他是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告诉我，他参加过一百多次战斗，还从没有失败过一次。“这怎么可能呢？”我问他。他抬了抬那浓密的黑眉毛，笑了笑：“我们从来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

　　在战争的第一年林彪受了重伤，养伤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写字台前研究专业文献，为军官和战士写作训练教科书。“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离开写字台，”周恩来有点儿担心地说道，“医生让他要多活动。”有一天，周恩来想出一个好主意，“林彪应该学跳舞，”他建议道，“安娜，你来教他跳舞吧。”

　　林彪看起来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并无热烈回应，他学快四和探戈的时候，我必须用图形来解释舞步和旋律，而他就像解决战略上的问题一样，对此仔细进行研究。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成为一个好的舞者，他称自己的跳舞姿势像“拉洋车”。

　　与孙夫人的合作

　　1940年春天，孙夫人搬到重庆来了。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

　　在盛大的宴会上，孙夫人虽然总是笑容可掬，但与穿着时髦、希望惹人注意的两个姐妹相比，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审慎的。当我在这种场合进行观察时，我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

　　“不久我便要回香港，”孙夫人坦率地对我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对“宋家王朝”在抗战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以及孔夫人的投机生意和蒋夫人不合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辞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

　　“在重庆你将受很多苦哩，”孙夫人回香港之前与我道别时说，“我知道，你在重庆对保卫中国同盟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与八路军保持联系，需要有个人把华北医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孙夫人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为医院准备的医药用品送到医院去。我和孙夫人的密切合作从1942年起，一直延续到1955年我离开中国为止。

　　当日军占领香港时，孙夫人再次迁到重庆，她的家便成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最初，我们办事处总共只有三个人：孙夫人、我和朱迪·廖（廖梦醒）。孙夫人在重庆还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以她的宋家为首，政府的领导阶层的成员都把巨款花费在奢侈的穿着和住房上，而孙夫人却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的衣服出门。她的两个姐妹，以函购的方式从美国买进奢侈品已成了习惯，孙夫人对此曾率直地提出批评。

　　孙夫人从香港来后不久，便考虑在重庆募集保卫中国同盟各种计划所需的款项。她说：“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的目的捐献，那样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国朋友和华侨的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