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安娜(左三)和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周恩来(中)、董必武(右一)

　　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二十几岁即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投身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王安娜与正在德国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2月夫妇俩一同来到中国。此后，王安娜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20个春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她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先后接受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委托，为八路军运送了大批医疗器械和救援物资，完成了许多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事迹，以争取国际援助机构更多的帮助。

　　在她的回忆录里，王安娜深情讲述当年曾共同生活和战斗过的中国朋友，她说：“我曾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我对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土地上的人们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尊敬的心情。”

　　——编者

　　与故乡德国告别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

　　1935年我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对于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去延安

　　3月初，终于有一个去延安的良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西安，他的目的是访问陕西省北部的“红色麦加”。

　　我们乘坐的货车，像喘大气似地边发出声响，边摇摇晃晃地行进。车上，除我以外，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泼的男女学生。我的身边各有一名西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西北军的士兵是奉杨虎城将军之命，护送我到西北军控制地区的边界；后者则是奉红军之命来接我的，他们忠实地执行任务，和我寸步不离，就连我要去解手，他俩也紧随着我。

　　时近傍晚，车抵西安与延安之间最大的城市——洛川。1936年夏，少帅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会谈就在这里举行。我们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里，挑了一间稍为宽一点儿的房间权做一宿之地。房间里只有一个炕，我和三个女学生睡炕，列夫先生只好卸下一块门板做床，男学生则把随身带着的铺盖打开裹着睡。

　　尽管长途跋涉，我却并不觉得疲倦。从上海到陕西，这种遥远是不能单以公里来计算的。踏上这一旅程，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一带地方的人，像穴居时代一样，在吸水性强的黄土深处筑洞而居。西北部体型健壮的农妇，穿着和男人一样宽大的棉衣裤，只是那缠过的双脚上所穿的绣花鞋是鲜艳的，为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服装增添了一点色彩。

　　在这充满古色古香的情景中，也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在“朝山进香”的大道上，一队队肩背行李的学生，引吭高歌，向着“红色的麦加”进发，他们要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去。这些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为了接受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他们选择了从未体验过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延安坐落在延水的两岸。我们到达延安时，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黄土岩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与蓝天交相辉映。那远处可见的高高的宝塔，屹立在黄土的山上，色彩非常调和，构成了奇丽的风光。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延安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在延安作出的种种决定，不仅影响到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的历史，而且对其他各国的历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和当时还被称为“土匪”的人们相会。他们在延安的10年里，对中国的600万人负起领导之责，在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以后，1936年他们把共产主义中国的首都定在延安。

    访问窑洞里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红军战士们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早上，我便穿了她的一套延安式服装，只是我老绑不好那长长的棉布绑腿。我们在院子里用早餐，餐桌就放在院子的正中，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斯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

　　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看起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他是参加过传奇式的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1933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到达江西。由于他固执地过分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像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视他们，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窑洞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颇有住家的雅致。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中国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哪里，当我听到这首歌时，眼前就会浮现出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的图景。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口号，妇女们也担任重要的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红军的妇女们和我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时，都是兴致盎然的。

　　少数女战士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35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贺子珍，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有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珍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以及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

　　1929年，当时43岁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时，她只有17岁，但两人真诚相爱，被视为模范夫妻。在老红军女战士中，像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康同志像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像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曾对我说：“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并尽力帮助我，教给我很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