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嘎丽娅。

矗立在绥芬河的嘎丽娅雕像。记者 袁 泉摄

    1945年8月10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渐渐传开。

    8月11日，她走进黑龙江绥芬河日军要塞劝降。

    她是嘎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杜别耶娃，身上流淌着中俄两国的血液，人们习惯叫她张嘠丽娅，大人疼爱地叫她嘎拉。

    8月11日，嘎丽娅的母亲菲涅和弟弟张树烈目送她离开，再也没能等到她回来……

    那一年，嘎丽娅17岁。

    2009年，嘎丽娅“重生”。

    绥芬河市民用青铜为她塑起一座雕像。雕像就立在她最后上山的地方。她站在6米高的基座上，花岗岩形如石崖，嶙峋峭立。熔岩流出石缝，火焰在她身后升腾，化为双翅，凌空招展。那火焰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她挥舞着临行前妈妈送她的新头巾……

    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绥芬河市民回信中的一段话。

    这段话以中俄双语刻写，孩子们的小手就能抚摸得到。

    一条盛满抗战记忆的路

    循着嘎丽娅最后的足迹，记者踏上通往天长山要塞的山路。天长山就在城北，但对于绥芬河，那是一个巨大的谜，人们肃然相对，却知之甚少。

    南起吉林珲春，北至内蒙古海拉尔，在曾经“满苏”“满蒙”近5000公里的国境线上，日本关东军当年筑起庞大而隐秘的军事工事，进可攻，退可守，随时准备对苏开战。

    绥芬河位于国境前沿，是黑龙江省东南扼守中东铁路的国门。1903年铁路通车，才诞生绥芬河这座城市，才发展起沿线的哈尔滨等城市。14处日军要塞群中，10处分布在“满苏”东部边境，绥芬河仅30余公里的国境线就筑有3处要塞，由日本关东军3支国境守备队固守。

    山上极静，大块云团浮动在阳光中，山林一时明亮，一时又陡然阴晦。当年嘎丽娅上山的路还在，已不能行车，那是关东军用砂石夯筑的路基。当年的灌木丛，变成满山次生林，橡木、红松比手腕还粗。没路就趟枯草，窸窸窣窣。

    接近山顶，有两棵对称的老榆树，有人称这里“榆树门”，是天长山要塞的主要入口，是嘎丽娅最有可能到达的区域。战争恍如昨天刚刚结束，不时可见破碎的胫骨、头盖骨、肋骨。多年来，这里挖掘出大量遗物、遗骸，手章、枪械，女人的荷包、孩子的鞋底……

    在刚刚解冻的山间行走，一股细微的腐臭似乎挥之不去。草中有炸毁的工事，混凝土壁竟达3米多厚，坚如岩石。各式地堡密密麻麻，露出枪眼炮口，巷道窄轨相连，四通八达。

    经查史料，筑垒正面约40公里，纵深35公里，地下工事难以统计。

    当地百姓说要塞“只见过劳工进去，没见过出来”。所谓劳工，基本是战俘，穿着破烂军装，用闷罐车一列列运进山。由于战备不用炸药开山，全靠人力一锤一镐开凿岩石，夯筑堡垒。

    1934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签发“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全面启动边境要塞修筑。东宁要塞留有狼狗圏遗迹罪证，劳工尸体喂狗，并已经发现劳工万人坑。侵略者盘踞中国东北14年，苦心经营要塞就达11年。将绥芬河城北两座山峰命名为天长山、地久山，寓意不言自明。

    17岁的嘎丽娅走向这里的时候，8月的天气带给她的也应是一股寒意。制造了无数冤魂的魔窟，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仍裹挟成千的生命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一次写入历史的折返

    绥芬河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嘎丽娅也站在这个点上。

    如今嘎丽娅雕像前，绥芬河的一条支流缓缓流过。跨过河流的铁路桥梁陈迹俱在，那是曾被列强所争夺的中东铁路。

    1945年8月9日凌晨，绥芬河听到边境传来炮声，有人说“听来像刮起了大风”。炮声敲响了侵略者末日的丧钟。苏联红军分兵从4个方向进入我国东北，几天前，日本广岛原子弹已经炸响，战争天平向盟军的一侧倾斜。

    10日，绥芬河宣告解放。11日，根据苏联红军通告，为“清剿日本人”，绥芬河东街一律转移到西街腰毛屯和阜宁镇，限期完成。事发突然，东街的汉族、俄罗斯族、朝鲜族居民来不及带太多财物，男女老幼成群结队，穿过中东铁路，暂往西街转移。

    嘎丽娅跟着父亲，先赶着仅剩的两头奶牛穿过了铁路。因为奶牛得喂食，那是全家的命根子。

    穿过铁路后，嘎丽娅回头看见母亲和15岁的弟弟张树烈被苏联红军拦着问话，就让父亲赶牛先走，自己折返。原来苏联红军让他们去司令部登记，嘎丽娅也得过去。谁知，这一折返，嘎丽娅的人生轨迹来了个大转弯。

    嘎丽娅的母亲菲涅一头栗色头发，淡褐色眼睛，是俄罗斯族。伴随着俄国开发远东的步伐，菲涅幼年就随家人沿乌苏里铁路修建到滨海边区。为了生计，16岁只身落户中国绥芬河，在俄侨家做佣人。

    嘎丽娅继承了母亲的端庄美丽，身上也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父亲张焕新生于山东省掖县，从小跟叔叔“闯关东”“跑崴子”，做以货易货的毛皮生意，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1922年落脚绥芬河，做了名列车押运员。

    就在这年，张焕新遇到了17岁的菲涅，开启了终此一生、跨越种族的生死之恋。婚后，菲涅随张焕新改了张姓。1928年，他们生下中俄混血的女儿，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起名嘎丽娅。嘎丽娅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全家人视她如珍宝。

    姜谦莉老人回忆嘎丽娅的样子：留着长长的辫子，爱打蝴蝶结，爱穿连衣裙、小靴子，喜欢唱歌，“爱笑，不笑不说话”……

    很多人记得嘎丽娅，少女时代，她已亭亭玉立，眉目清秀。很多人会回忆起她，老舒拉姐妹七个家里穷，嘎丽娅就张罗朋友们接济她。宋国栋老人当时年纪小，记得嘎丽娅带他到院里摘李子吃。

    记者追寻嘎丽娅的最后轨迹找到当年的苏联红军临时司令部，今天那栋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张树烈回忆，当时司令部院里已经站了四五十人。过了很久，还没轮到他们登记，正巧一名苏联红军军官匆匆走出，用俄语向人群问道：“你们这里谁会说日本话？”

    人群中有声音回答道：“嘎拉！嘎拉会。”

    一座负隅顽抗的最后堡垒

    绥芬河镇子不大，俄罗斯人都相互认识。嘎丽娅人品出众，大家都认识她。

    3年前，嘎丽娅从露西亚俄侨学校毕业，会俄语、汉语。由于1933年日军侵占绥芬河，推行奴化教育，不论中国学校还是俄式学校都增设日语，嘎丽娅的日语成绩也很好。

    那是一个乱世，世界云波诡谲，边城冷暖先知。早在1932年，日本就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实验移民”。大量增加的“开拓团”作为准军事组织，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联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

    伪满时期，绥芬河设立有伪街町公所，由日本人担任街长。相应的机构也大量增加，日本宪兵队、伪警察队、铁路警事队、特务机关鱼龙混杂。越来越多的日本侨民出现在镇上。

    当密集的炮声传来，街市的地面沉闷地震动，镇上的日侨感知大战将临。随着几场小规模战斗溃败，驻扎的部分日本武装乘汽车和火车逃往牡丹江。遗落在绥芬河的日侨等在一片惶恐中，所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号称“坚不可摧”的天长山要塞。

    驻守要塞的关东军精锐几年前已调往太平洋战场，但仍留有不少驻军。他们依赖牢固的工事，囤积着大量战略物资，宣称足以困守1年以上。宋国栋老人的一位日本邻居，在国道局开轧路机，他亲手掐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自己仅拎了把斧头上山。

    更多的日侨匆忙带好干粮，陆陆续续往山上跑。最后一任街长爱甲嘉津磨组织了150名日本妇女、儿童、老人及200名在乡军人逃向天长山要塞。

    有资料显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绥芬河临时混编的留守日军加上伪警、宪、特人员，抵抗兵力大约2500人，但轻重武器的配备并未减少。凭借“北满永久要塞”据守自保，2500兵力足以抵抗3万多混合兵种的进攻。

    苏联红军攻击天长山的尝试遭遇了要塞猛烈还击。苏联红军只好暂时封锁天长山，机械化部队在集结，坦克整装待发，重炮阵地部署完毕，调准炮位。

    强攻意味着伤亡，也意味着殃及平民。与此同时，战机不容贻误，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绥芬河战局，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主动。

    一个平静的生死抉择

    场景再次拉回苏联红军在绥芬河的临时司令部。一位苏联红军军官冷静而迫切地问谁会说日语。所有的视线一下子聚焦在嘎丽娅身上。

    劝降日军是当时非常现实的考量。嘎丽娅跟着军官勇敢走进屋子的时间是8月11日。而在中国时间8月10日傍晚，日本方面已决定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世界。不论在重庆，还是在延安，大约晚饭后，广播里就一遍遍播放这则消息。

    远在边城的嘎丽娅一家未必及时获知，但苏联红军将领一定准确掌握这一情报。不只绥芬河，记者在沿边境一线的虎头要塞、东宁要塞，都听闻到当时的劝降史实。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王宗仁讲述，苏联红军派的一位军使到东宁要塞地下劝降，被送出来已遍体鳞伤。舌头被割，脑门用刀刻上五角星，九根手指被砸掉，只留了右手拇指。“敌人用凶残的方式宣告，苏联红军得竖着拇指称赞日本‘皇军’……”

    苏联红军让被俘的日本伤兵向洞内喊话，伤兵说到不想死在苏联红军枪下，就当即被要塞的子弹击毙在洞口。关东军盘踞东北14年间，日军官兵深受仇苏教育，异常顽固。防守牡丹江的日军第5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中将后撤时，不仅就地销毁文件、电报、密码，竟然将随军家眷全部屠杀。

    嘎丽娅能够流畅地讲汉语、俄语和日语，此时此地的苏联红军需要她，需要她帮助说服日军接受即将到来的和平。和平既然是将成的事实，残酷的最后一战能否避免，起码让躲进要塞的平民，尤其是妇孺避免被战火屠戮？

    嘎丽娅只是个17岁的姑娘，之前14年应无数次见证或听到过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我们无法知道她听到苏联红军的任务时的反应和心理状态。只能推断，她的日本邻居，她教授过俄语的日本孩子等都被卷入时代和命运的漩涡。生与死的关头，需要有人传出那一声和平的口信。

    弟弟张树烈就站在母亲身边，目睹了这一切。嘎丽娅跟随苏联红军军官走进去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母亲菲涅和所有人一样，不知道军队让女儿去干什么。当嘎丽娅走出来时，同行的还有4名苏联红军，其中一个一杠四花，应该是名尉官，打着白旗。

    嘎丽娅走向妈妈，母女四目相对：“红军征召翻译，让我跟他们上要塞，去劝日本人投降。”

    张树烈回忆，嘎丽娅说得很平静，但母亲却立时哭了，周围非常安静。菲涅哭着，解下自己红色的花头巾，那是当天离家时戴的一方新头巾，披在女儿的肩上。

    菲涅还想说什么，可是士兵开始催促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看见嘎丽娅向他们回头，和4个苏联红军一直北行，上了汽车。

    车子在目送中越来越远。从此，再无嘎丽娅的音讯。

    一个至今未解的生死之谜

    嘎丽娅上山是11日，与13日中间整整隔了一天。13日，绥芬河人见证了今生最震撼的一幕。向着天长山，苏联红军万炮齐发，像吼叫的火倾泻在山上。三四处炮阵同时轰击，当地的老人说，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炮弹，“像猪羔子似的拖着红光满天飞”。巨响让全镇地面跟着震颤，这样昼夜不息的炮击持续了三天三夜。

    海拔731米的天长山主峰被炮火削去了3米多。日军精心构筑的堡垒，原指望可以固守一年，结果竟成为埋葬他们的坟墓。

    经查证史料，苏联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有约8000门火炮，且全是75毫米以上的重炮。重炮齐鸣的同时，苏联红军又派出轰炸机，对要塞实施了数轮毁灭性轰炸。短短几个小时，山就被削去十几米厚的土层。

    当苏联红军坦克和步兵发起冲锋时，遭到日军猛烈反击，他们才明白低估了日军要塞的坚固。日军用钢铁铸成工事的顶盖，炮弹落上不过炸一个小坑。壁垒之厚，30多枚炮弹落在一个位置才能炸出一个洞。炮击时，步兵藏于永备工事地下，反击异常顽强。苏联红军只好安放成吨的炸药，倾泻更多的炮弹。

    在留给劝降的一天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长山要塞本就神秘，嘎丽娅劝降情节更成了一个谜，每个人都谈论嘎丽娅，唏嘘不已。流传较多的一个说法，嘎丽娅上山劝降，最终死于乱军。日军虐杀是常事。在虎头要塞，苏联红军征召了一位会日语的朝鲜人前往劝降，就被日兵一刀劈开脑门。

    目前较接近现场的说法，来自苏联老红军菲多尔琴科后人的转述，绥芬河电视台曾赴俄罗斯格罗捷阔沃采访录制，但仍有存疑之处。菲多尔琴科是当事人，11日劝降无果。12日带着劝降提纲，嘎丽娅同15名战士再次上山。

    临近要塞时日军要求嘎丽娅一人进入。嘎丽娅翻译给菲多尔琴科，两人简短交流，菲多尔琴科告诉她“你是善意的，是为他们好”，让她走进了日军要塞。漫长的等待中，苏联红军听到要塞里激烈争吵，野兽般嚎叫，然后一声枪响。日军向他们发起攻击。

    战争相关记述中有这样的说法。日军玩弄了假投降的伎俩，待苏联红军受降时突然开火。嘎丽娅是否在类似的交火中殒命？不论当时情形如何，嘎丽娅在向日军传递和平信息时遭遇了不幸。

    我们很难确认嘎丽娅最后的遭遇，真实从来超出想象。当场景定格在她走向天长山要塞门口那一刻，她当然知道那是可怖的巢穴。令人诅咒的一切是醒不来的梦魇，惟有和平来解救被战争扭曲的这一切。

    一场延绵70年的寻找

    苏联红军炮火中，要塞一片火海，玉石俱焚。

    炮声停息时，已是15日。家人不见嘎丽娅。母亲去留守的司令部询问，只听到“先头部队已经开走，我们也不知道”的回答。

    家人、亲友找遍了天长山的战场沟坎，翻过被炮震得七窍流血的尸体，也见过几名一字排开自杀的兵卒，就是没有嘎丽娅的影子。据说，在上山路边的树枝上挂着那方红色的花头巾。弟弟张树烈对着山喊嘎丽娅，空山无语。邻居们猜测着，会不会封进地堡饿死了？会不会跟部队开走了？

    母亲菲涅从此每到夏天，都采天长山的花，长久地凝望。由于军方未能对嘎丽娅劝降做出书面结论，嘎丽娅被列入战争失踪人员。嘎丽娅家人连续多年向各处致函，都石沉大海。

    国境对面的菲多尔琴科终老之时，家人无数次听他说“我这枚红星勋章应该是嘎丽娅的”。

    历史像一站站向前的列车，接下来新中国成立、政治运动、中苏论战、改革开放、边贸重开……嘎丽娅在绥芬河老人们的口中一次次被提起。

    1984年，绥芬河地方史志编辑孙伯言在一份60年代的公安档案中看到寥寥数语：“当地居民张焕新的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劝降日军，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