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和]:当时邓小平的女儿在那儿待了一年，后来转走了。邓拓的女儿，肯定那时候只能上山下乡，邓拓是原来的北京老市委书记，王岐山和我是一个学校，我们都在一个公社。但是当时他们也是受冲击，也是靠边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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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听说您还写书了，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您姊妹六个人写了一本书。

　　[周秉和]:叫《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

　　[主持人]: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周秉和]:主要是讲和总理在一起所受的教育，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培养。我们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总理既和蔼可亲，既对我们关心又对我们要求严格。

　　[主持人]:小的时候能见到伯父的机会多吗？

　　[周秉和]:我的两个姐姐平时有时候上学期间经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我小时候比较小，就在父母身边。我听说我小时候得过一个病，就是天气热，脑袋后面长了很多疮，当时家住在小胡同里面，比较热，西花厅的院里面比较凉快，那时候为了解暑，就给我放到了中南海里面。其他时间都是从小在休息的时间，礼拜天或者过年过节，有时候和大人一块就到西花厅去看二位老人。可是看二位老人，当时我哥哥、姐姐比较大，他们经常和父母一块陪着总理和伯母一块聊天，我小，我就知道玩，和大人打完招呼自己就出去玩去了。所以，小时候就认为他是我的伯父，等了一会儿就回来吃饭了，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其他时候就出去玩去了。没有想，总理是大家心中那么敬重、那么爱戴他，那时候感觉就是亲人的爱。因为从小总理也抱着我们，再大点抱不动了就拉着手，出去照相之类的，感觉都是亲人，没有往这儿想。

　　[周秉和]:后来大了点了，上中学了，知道了，那时候懂了，就应该和大人多亲近点，给老人多点安慰，多聊会儿天，因为他平时工作很紧张，能够出来和我们聊天他是一种放松、一种休息、一种调解。等懂了吧，就到了“文革”，“文革”的时候别想和他去聊天了，那是不可能的，总理一天到晚太忙了，不可能还能坐下来和你聊天。但是如果有重大的事情，比如我插队回来反映知识青年的情况，大家在农村不安心，生活很艰苦，也没人管，延安地区生活很落后，这些问题你要反映的时候，总理就非常认真地听了，那就直接听了，就抽出时间来专门要听我的汇报。

　　[主持人]:到了晚年，可能见他的机会越都是这种工作上的机会吧。

　　[周秉和]:其他时间也去，有时候他回来吃中饭或者吃晚饭，就是吃饭的那一会儿，还不断有人过来请示、汇报一些问题，他就一边吃、一边解决。可以说上厕所他都在处理问题。

　　[主持人]:总理的繁忙，早已深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周秉和]: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他一面，聊不了几句，他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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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在总理晚年病重期间，您那时候多大？

　　[周秉和]:他去世的时候，我是24岁。

　　[主持人]:那时候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周秉和]:我在插队期间回来汇报过陕北的情况，1972年回来以后就回到北京上大学，上学期间，那时候回来以后也很少能够跟他一起长谈，但是也聊过天，但是不是很长。有时候能见到他，有时候都见不到，那就到西花厅见见伯母。

　　[周秉和]:到了1974年，他就生病住院了，不得不住院，其实1972年我回来上学的时候，已经发现总理的癌细胞了，但是他一直坚持。

　　[主持人]:那时候是瞒着亲人吗？

　　[周秉和]:周总理的病情在全国对外来说是一个机密的事，是不能说。我们不知道。都是谁知道呢？就是中央领导，高层领导，身边的人，还有专门给他治病的那些医护人员。

　　[周秉和]:我们都不知道。不让说。这都是纪律。而且当时想见他也见不到。上医院去陪护他的，只有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还有我的伯母每天或者经常到305院陪他坐一会儿。还有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要找他请示一些问题，有时候在他那里开个会，有时候找他请示问题。但是这些请示问题，所有这些要去的人都要经过中央当时我听说有一个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大概五个人组成，里面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好象还有张春桥和王洪文，经他们批准，才能探视他，亲人都不让去，只有伯母去，不可能去见，得经过中央五人小组，你有多少事啊，总理病着呢，你打个电话也可以，所以我们都和病中的伯父通过电话，我的妹妹秉建在周恩来那个电影里面，曾经有一个周秉建和她的伯父周恩来通电话的场景。

　　[周秉和]:其实我也通了，但是我觉得我挺可惜的，我这人不自觉，拿起电话老爱自己说，我的伯父在那听，等我想起来，多听听我的伯父说吧，可是说了好长时间了。伯母在旁边说了，你伯伯现在是病人，他手拿着话筒时间长了会很累的，拿不住的，你别说那么长时间，得，我就赶紧挂了，一想这样，别让我的伯伯老拿着话筒，没听伯伯说多少句，我觉得挺可惜的。

　　[主持人]:从这个细节也看出来，总理对你们真是特别关爱，总是愿意听你们说一些你们生活中的感受。

　　[周秉和]:1975年有那么几次，他回到了西花厅，只是回去待一会儿，还得回到医院，他最后一次回西花厅是1975年6月份。得知总理要回到西花厅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的伯母就知道我们都很关心他，可是又觉得我们有的上班、有的上学，我伯母就通知了我大姐秉德，就说你和弟弟妹妹，如果在北京的，如果没有上学、没有上班的，可以抽时间到这儿赶紧过来一下，见见你们的伯伯。当时我姐姐嫁给了沈家，沈家有急事，我在上学，我三姐在工作，我妹妹也不在北京，只有我的四弟周秉华，他在北京上着班呢，正好他那天休息，也就他有幸最后一次到了西花厅，见到了伯伯，聊了一会儿。他挺荣幸的。我们其他人还认为，当时没觉得这有多大损失，就觉得因为我们伯伯身体很好，不会出不来了，总觉得他的身体多少次，他一生当中遇到多少次险，也得过很多的病，长征时期，我们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觉得他能出来。后来总理去世，我们才觉得，那是最后一次。

　　[主持人]:对你们来说也很震惊，这样一个铁人、巨人，一下就没有了。

　　[周秉和]:想不到，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主持人]:在您小时候，通过您对伯父的接触，包括你们姊妹六个人，就您的观察，总理平时生活、工作当中有什么不同吗？您刚才说，总理在吃饭的时候也在签文件，上厕所也在签文件。

　　[周秉和]:他的其他工作我看不着，国家的那种大事，他不会带我们。包括有时候疗养，他也不能带。他说我这个疗养是国家待遇，国家给我的待遇，没有你们的份儿，你们不能享受。

　　[主持人]:当时小的这种照顾都没有享受到。

　　[周秉和]:没有。但是真正家里生活有困难，家里孩子比较多，父母工资不是很高，总理说也不要给国家添累赘，从我的伯父和伯母工资里面往外拿，他每月的工资都要资助我们家，还有我们其他的亲戚，我们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光周姓，我父亲和他是亲兄弟，但还有很多叔伯兄弟，还有叔伯兄弟的孩子，这加起来有那么好几十口。总理对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一视同仁，不是说你们周秉和、周秉德是我的亲的侄子，那是远房侄子，你们近，他远，总理是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很好。包括他对全国的孩子都好。所以对我们周姓家的孩子，一个是要求严格，一个是对大家一视同仁，都很亲切，都很关心，谁家有困难都要管。只不过他实在太忙了，我们家的事基本上他拜托给我的伯母邓颖超负责，因为他对伯母太放心了，他认为伯母能够当好管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有什么问题，让伯母来处理。大事恐怕还得请示他，比如我哥哥当兵的事，他得亲自谈，我要上山下乡了，他亲自给我交代，回来汇报情况，他要亲自听我说。

　　[主持人]: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总理，包括和您伯母，他们两个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用来支出家里的费用。

　　[周秉和]:有家里的，还有同事的，还有一些烈士子女，就是困难的。

　　[主持人]:包括亲朋好友的，还有烈士的，他都照顾。

　　[周秉和]:所以他每个月也留不下多少钱，每次一点一点的，当时攒到五千了，他就必须要上缴了，上缴党费，但是次数不是很多，其余的钱基本都给这些人用了。

　　[主持人]:平时他的一些积蓄，包括请同事、领导、下属吃饭，从来都是自己掏腰包

　　[周秉和]:但是紧张的时候，要求我们带粮票，因为总理的粮食供应那时候也是30来斤，你们是没有赶上，我们小时候都是要用粮票的，粮票一直用到80年代初。你没有粮票，怎么吃饭呢？国家不给你供应粮食。不是上街就能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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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您伯父和伯母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您可能和伯母接触的时间比较长（相对来说），他们两人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同？

　　[周秉和]:教育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对我们很关心的。只不过刚才我讲了，重要的事情，总理亲自处理，其他的事情，伯母看着就处理了。

　　[周秉和]:我一上学，一回北京上清华，总理见我头一句话就说，你这是不是走后门啊，是不是搞特殊化来的，我说我这不是，我说我这是贫下中农，当下贫下中农推荐，领导要审查，最后学校给我接收，我是正儿八经的。他还不是很相信，他愿意相信，如果是正规的，他还是挺高兴的，我伯母特别高兴，那时候政治关系比较缓和，我伯母也挺高兴的，总理也很高兴，可是还带个问号。

　　[周秉和]:他就在1973年陪着越南领导人访问延安，这是他离开延安20多年头一次回延安，也是最后一次，专门找我们当地的群众打听，说周秉和是不是走后门上的大学？老百姓都说不是不是，这样他就放心了。他说，要是让他大学毕业以后还回延安，参加延安建设，欢迎吗？老百姓都说欢迎啊。回北京第一句话就说，我到延安了解你的情况了，我也问了，当地老百姓说等着你回去参加建设呢！这个时候他跟我提出了，你要回延安，参加延安建设，你学的是电子工程，那块恐怕用不上，水利还是应该用上的，他说清华的水利还是不错的，要不然给你调到水利系，我说我都上学一段时间了，不大好改，我当时不懂，那时候以为电子工程是比较高级专业。

　　[主持人]:觉得电子工程还是比较冷的专业，新兴的，不像现在这么热。

　　[周秉和]:很前锋的一个产业、一个专业。水利，我觉得用不着。因为我在农村打过坝，搞农村的小水利。谁知道现在水利应该是挺好的一个事，我当时也不懂，也没人给我指点。

　　[主持人]:总理对您提出的建议，可能在您自己看来还不理解。

　　[周秉和]:我还不理解，我还不乐意。因为他后来念叨过，他说这个还得跟你们学校领导打招呼，反而又搞特殊化，就说算了吧。然后到了1975年，我1975年以后毕业，离总理去世没几天了。总理也顾不上了。我那时候也感觉，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了，我感觉政治风气挺压抑的，我再回到陕北农村去，这边闹起来了，怎么办？那时候我没有觉悟认为“四人帮”还有垮台的那一天，我哪懂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也影射批判周恩来。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我父亲当时回家时间不长，刚放出来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我还得在家里伺候老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走。现在觉得挺对不起总理对我的要求的，他是希望我再回去参加建设，也是一个心愿，可是我当时没有做到。

　　[主持人]:今天想想您成立了知青网，把很多过去的知青聚集在一起，为了推动各个地方的建设，不仅仅是知青网上能够做一些找人或者是联系在一起举行座谈会，做什么活动，可能还有更多的作用。

　　[周秉和]: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也不是太好，有些网站做得比我们还要生动、还要有意思。我们怕犯错误，我们搞得比较规矩，不是很活跃。有的人什么都往网上贴，我们觉得内容不太好的，我们有时候就把它“沉底”了。

　　[主持人]:作为总理的后代，办这个知青网有一份责任感。

　　[周秉和]:我们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虽然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小民间的、小知青的、小群众的一个小圈子，但是我们还是受党教育那么多年，觉得还是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哪怕个人也是。

　　[主持人]:可能也正是因为你们这种特殊的身份，才使知青网所有办的活动能够具有一番不一样的意义。

　　[周秉和]:我们请我们的领头人、知青先进分子邢燕子做总顾问，我有这个认识了，就让邢大姐做我们的总顾问，因为邢大姐五次见毛主席，十三次见总理。总理也是经常接见侯隽，董加耕也是毛主席过生日的时候，一边一个，给他们夹菜，毛主席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董加耕是我们的特别顾问，侯隽是我们的名誉理事长。

　　[主持人]:节目最后，2011年是建党90周年，希望这块红色的阵地能够继续发挥好作用，能够给我们传播更多、宣传更多总理，甚至更多伟人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敬仰。

　　[周秉和]:我还想再讲一个事。我插队两年以后，当时部队招兵，我专门去和招兵的人说了，我说我父亲受审查，我这儿等当吗？后来说，先检查身体，一检查身体，在我们村里，好象身体就我合格，有的身体壮，近视眼也不要，有的色盲，没有办法，看着都比我身体好，我这样没有什么挺魁梧身材的倒没毛病。人家说，听说你哥哥是飞行员，也没有停飞，一般家里出点问题，肯定不让飞了，你哥哥不是还飞着呢吗？说明还是可以的。这样就让我去当兵，跑到新疆去当兵，当时不知道上哪，一看给戴着帽子，觉得近不了，全是卷毛的帽子，肯定是冷地方，没想到是在新疆的喀什，在那当的挺好的，我觉得这回有出路了，因为当兵就有出路了，你如果说是复员、转业，国家给你安排工作，如果你在里面提干，你就在部队干下去了，那就有工资了，就有收入了，不像在农村一天挣那么几分钱，口粮钱还不够，还得从家里倒贴，而且劳动量也大。

　　[周秉和]:部队就没那么多事，练练操，打打枪，我觉得对于我们城里兵来说那是很轻松的事。下午政治学习上发发言，拿着报纸念就差不多了，都可以，很轻松的。可是当时我就给中南海写信了，我说我当兵了，当时他们还资助我点费用（每个月），因为生活费用不够。这样，我就写了一个信给中南海，就说我已经当兵了，不用再给我汇款了，我当兵挺好，在部队好好锻炼自己吧。没想到，我的伯母就说让我做好准备，我伯父咨询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征兵政策，我父亲受审查，还是不能当兵，我这儿不能当。这样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时候我就自己有点懵，你还得回去，你不写也不行，你经常得汇报情况，迟早得写，好容易出来了又回去继续当农民，继续种地去，又从天上回到地上去了。所以，当时也没有思想准备。可是我知道，这个肯定跑也跑不了，只能老老实实回去，很快不久部队就把我送回农村了，又送回陕北延安去了，而且那时候我听说，我妹妹也正好在内蒙放羊，也同期当的兵，也是三个月以后又送回大草原，又去放羊去了。这就是总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严格的一点。

　　[周秉和]:另外，我后来也想，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周总理是负责具体执行的，每年都要有上山下乡，从1968年、1969年开始，后来到1978年，还有少数上山下乡的，上农村的，那时候只有这样一条路，国家招兵，当兵很少，那是极少数。所以，总理要执行这个政策，他的亲属待了两年，我妹妹三年，都跑了，那时候正是上山下乡如火如荼，最大部分去的人，可能也有这一点，我自己也瞎猜，这样我们又回农村，他再鼓励别的人继续上山下乡，毛主席号召了，有号召力。

　　[主持人]:听您讲了这个细节，我感受到，不管是在农村插队，还是去喀什当兵，您的这种人生规划和所面临到的困难和担忧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面对的，不像是一个家里亲戚就是总理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正是一位这样平凡而又伟大的总理才能教育出像你们这样平凡而又和蔼可亲的子女。

　　[主持人]:感谢周老师今天作客人民网，希望您每年这个时候都能过来和我们谈一谈，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对总理的怀念。

　　[周秉和]:按照伯父的要求做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