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日期定在1945年12月14日，这是李达选的。当张乃一问李达选这一天的原因时，李达说：“1931年12月14日，我加入了红军，这一天是我从旧军队军人变成红军战士的日子，也是我新生的日子，有纪念意义。”

　　风雨相依，至真伴侣

    1958年夏进行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李达与刘伯承、萧克等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不久后，李达被扣上了“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副帅”的帽子，被迫离开军队工作岗位。张乃一也受到牵连，被调离中央机关，任北京市女子一中党委书记。

　　三年困难时期，全家生活只靠张乃一的生活供应度日，李达除每月工资外，其他生活供应都停止了。要知道，那是一个凭证、票才能买到油、盐、蛋、布的年代，他们家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政治上遭受无端打击、生活上遇到苦难的情况下，夫妻俩不理会世态的炎凉，不在意个人荣辱，带着孩子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次把李达、张乃一卷进了漩涡。患难识真情，也正是在这磨难中，显现出李达、张乃一夫妇的真情。

　　“文革”开始后，李达遭到了批斗和关押。被关押前，李达对张乃一说：“我可能会出事。万一出事，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张乃一坚强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天塌下来，我也要顶起来！”李达听后，激动地说：“好、好，这我就放心了。”

　　造反派们找到张乃一，对她说：“我们要公审李达，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交待他的罪行。不交待就别想回去！”说完，要她写揭发李达罪行的材料。张乃一在纸上写道：“李达是个好同志，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造反派们看后面面相觑。第二天批斗会上，造反派再次逼张乃一交待李达的“罪行”。张乃一坚决否认李达是“三反分子”，坚决否认李达有罪。有人念了一份材料，揭发李达参与“二月兵变”，在中南海公园布置了许多对准中南海的火炮……凭借和李达生活了20多年的了解，张乃一相信李达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她立即勇敢地反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句话激怒了造反派们，在打倒张乃一的口号声中，几个人跳上批斗台，对张乃一拳打脚踢。张乃一的嘴被打出了血，眼镜被打碎了，但她毅然高昂着头，造反派们无奈，只得宣布散会，草草收场。

　　1968年4月，在康生指使下李达被投入监狱。这时的张乃一根本就不知道李达被关押在何处，除了在心里祈祷着丈夫平安之外，也开始了“营救”丈夫的行动。三年多的时间里，张乃一千方百计探听李达的准确消息。后来张乃一想，自己熟悉的老首长、老领导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惟有周恩来总理能救出李达。于是她给总理写信，一是反映李达的冤情，二是要求与李达见面。信写好之后，张乃一又怕信到不了总理手中，于是她找到了老首长刘伯承和他的夫人汪荣华，并扼要地向刘帅汇报了李达的情况。对跟随自己十多年的老部下，刘伯承元帅对李达有着浓烈的感情，听到他的冤情后长叹一口气。听说要给总理转信，刘帅立即答应下来，并让张乃一把信先念给他听。听完后，他说：“在介绍李达经历的部分加上一句——长征时，李达所在的红六团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随后，他让夫人汪荣华在信上写上自己的意见：“总理，李达是个好同志，希望解决他的问题。即使一时不能放人，也该让家属见个面，不要让他们日夜悬念。”信很快就到了周总理的手中。总理阅信之后，很快作出了批示：“结束监护，撤销立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由总政安排工作。”

　　1972年2月和3月，在有关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张乃一和李达在狱中相见了两次。3月底，在张乃一的要求下，在没有监督者在场的情况下，他们第三次见面。4月初，上级决定解除对李达的监护。3天后，李达被释放出狱，历经磨难的老两口终于坐在了一起。当天晚上，李达望着张乃一深情地说：“为了我，这些年你受苦了……”说着，泪水顺着深陷的脸颊滚落下来。百感交集的张乃一为李达擦去泪水说：“别那么说，我们是风雨同舟的夫妻，如果我被平白无故地送进监狱，你也会为我承受一切的。”话音未落，她的泪水也长串地流了下来。

　　1972年10月，李达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此后的七八年中，李达在邓小平、叶剑英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天安门事件”后，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李达的处境也日益困难。李达对张乃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再关我一回监狱。”张乃一凛然说：“我早就想好了，这次再关你，我就陪你一起进监狱。”正是这深情的支持，李达才能义无反顾地从事着工作。

　　1993年7月12日，李达将军与世长辞。极度悲伤的张乃一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简朴地办完丧事之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已编撰了一半的《李达军事文选》的工作中。一年后，在李达逝世周年之时，张乃一把一册凝聚李达毕生思想和她大量心血的《李达军事文选》放在了丈夫的遗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