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桓对我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更是谦虚谨慎，从不特殊。他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更加反对突出个人。他参加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合影时，总是往后靠，我们家里就没有他在较为显著地位的合影。我军实行军衔制时，党中央提名的十名元帅中，就有荣桓在内。荣桓知道后，立即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贡献不大，不要提名他为元帅。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深知荣桓，还是授予了他元帅军衔。荣桓十分感慨地说：“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啊！”

　　全国解放后，荣桓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熟悉荣桓的人，看他外表很严肃；熟悉荣桓的人，都知道他一肚子热心肠。他常说：“政治部要成为干部的家，使干部来了感到温暖。不要阎王爷开店，小鬼不敢上门。”荣桓总是教育家里的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个来访的同志，只要有人打电话要来，他就叫我或秘书到门口去等。有一次，一个同志打电话要见荣桓，我看天晚了，怕影响他休息，就请那位同志明天来。第二天早晨散步时我把这个事告诉他，他批评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见见面也好嘛！”还有一次，我们刚从外地回来，一位犯错误的同志打电话要来看他，没等那位同志来，荣桓却带着病先到他那里去了，那位同志很感动。荣桓经常说：“干部犯了错误，最需要帮助和温暖，要热情关怀他们。”我还记得1957年，某省一位女同志来到我们家中，说她因为丈夫被打成右派而受牵连，撤销了一切职务，所在单位还要开除她的党籍。这个女同志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我和荣桓都很了解她，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她都曾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工作。对这样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怎么能因其丈夫的问题而推出党的大门之外呢！荣桓热情地同她交谈，让我安排她住下，接着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并给当时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挂了一个电话，请他对这个同志的问题过问一下。荣桓一再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要爱护他们的政治生命，关心他们的生活福利，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温暖。”在荣桓的关怀下，保留了这个同志的党籍，不久她就重返了工作岗位。

　　对已故老战友的家属、一些烈士子女，荣桓也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朱瑞是和荣桓在一起长期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他在辽沈战役中牺牲后，荣桓时时惦挂着他的子女。1900年，荣桓还交代我一定要把朱瑞同志的孩子接到北戴河，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度暑假。1946年荣桓出国就医时，组织上曾要我们带了一笔钱，作为在苏联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到莫斯科以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荣桓见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干部子弟生活处境比较艰苦，就从这笔钱中拿出了一部分，为孩子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和学习、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分文不用，回国后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荣桓一贯的思想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