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1938年，我和一批同志到达晋西敌后根据地，才同荣桓团聚。第2年春天，八路军115师开赴山东，从此至1945年10月，我和荣桓在抗日战场上共同度过了6年的战斗生活。这期间，艰苦的斗争环境和繁忙的军务，使荣桓每天都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他多病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但始终精力充沛地为党和民族的抗战事业工作着。1942年是斗争最复杂、最艰苦的一年。这年8月，国民党111师，由师长常恩多率领起义，该师的顽固派孙焕彩纠集了一批反共土顽分子占据了111师原驻地甲子山区，勾结日伪不断进犯我根据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支持起义的111师，我115师决定，集中6个团的兵力，攻取甲子山。荣桓深知这次战斗对整个山东抗战局势的意义和影响，亲自带领一个骑兵排连续急行军赶到前线指挥，生活十分艰苦，有时连喝上一口水也非易事，紧接着又是连续5昼夜的攻坚战，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哪里能顾上合合眼睛？这次战斗胜利结束以后，荣桓就因极度劳累病倒了，每天尿血。当时鲁南环境艰苦，既难以确诊，又没有特效药，只能找农村医生用点土方子治病。一次，为他做尿道探测检查手术，由于器械落后，又缺少麻药，他忍着难言的疼痛，汗水把他铺下的床单都湿透了。即使这样，荣桓还是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一再叮嘱医生要沉着，别为他担忧。这以后的每次重大战斗，荣桓都不顾同志们的劝阻，以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仍要躺在担架上，坚持亲临火线指挥，继续领导着山东军民的抗日斗争。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东北。党中央、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很关心，几次来电催他去大连检查。当荣桓被确诊为肾癌，需要手术治疗时，毛主席又亲自安排荣桓到苏联就医。1946年7月，我陪荣桓到了莫斯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荣桓在手术后伤口大出血，不得不进行第2次手术。我难以想象他在两次手术中所忍受的痛苦，只记得在第2次手术做完后，我看到他的嘴唇上留下的两个深深的充血的牙印。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苏联的医生也竖着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对荣桓连声称赞：“真正的英雄！”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荣桓虽然远离中国解放战争的战场，但他一颗战士的心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连。他在手术后，刚刚恢复神智，就要我给他讲祖国解放战争的消息，读随身带去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以后病情有了好转，他和懂俄文的王稼祥同志住到一起时，又时常请王稼祥同志把从苏联报纸上看到的有关世界革命斗争形势的文章翻译给他听。
1947年春，荣桓的伤口基本愈合，但肾功能仍有问题，医生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正当收拾行装，准备南下时，苏共联络部的人员到医院探望荣桓，带来了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消息。这在当时尚不十分了解我国情况的苏联干部和医务人员中，产生了种种误解和猜测。当时，在苏联人心目中，延安是中国的莫斯科，放弃延安是十分严重的事件。有的认为，延安失守在国际上是丢脸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力量的表现。还有的人说，延安无论如何不能丢，今天丢了，是中共的一大错误。我党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些干部子弟，也因年幼而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这时，荣桓远离祖国已半年多了，但对我党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每个进程，仍十分了解。他极其耐心地对一些苏联同志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荣桓还引用1946年7月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退一步、进两步的作战方法，正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军事思想。从井冈山斗争到今天的解放战争，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他请苏联同志相信，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就这样，荣桓不顾病弱的身体，逢人即为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作宣传解释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政治工作者的坚定原则性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同时，荣桓不仅亲自教育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些我党干部子弟，还经常要我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对中国革命树立胜利的信心，一定要安心学习，将来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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