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仍然坚持开会。

　　到了4日，高君宇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的弟弟高全德把高君宇送到协和医院，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于是，高君宇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名字。

　　石评梅闻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她找医生询问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还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于3月6日凌晨0时25分病逝，年仅29岁。在高君宇的遗物中，石评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评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高君宇逝世以后，《向导》、《中国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纷纷发表悼念文章，哀悼这位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3月29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旧址学院的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赵世炎、邓颖超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领导人送了花圈。

　　那天，石评梅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厥了几次，因此未能参加追悼会。不过，在追悼会现场，石评梅撰写的挽联和挽词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挽联是：“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

　　就高君宇安葬事宜，党组织征求石评梅的意见，石评梅依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定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秋墩的北坡下。为了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涉，组织上决定丧事完全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的名义安排。

　　石评梅亲手在墓碑上写下高君宇曾写在自己照片上的言志诗作为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她还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并在墓的四周种了百余株松柏。

　　石评梅还写了大量的有关诗文，其中《墓畔哀歌》表达出她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此后，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经常会有一位憔悴女子在每周末风雨无阻前来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

　　她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

　　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评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是评梅生前的心愿。朋友们便将她葬在了高君宇的旁边，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让这对苦命的鸳鸯得以在天国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相亲相爱。后人称之为“高石之墓”。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石之墓”遭到破坏，当时已身染重病的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痛心，立即委托邓颖超妥善照管。1973年，在邓颖超的关照下，两块汉白玉石的“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馆保存，高君宇的遗骨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市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石评梅的遗骨也得到妥善迁移。直到1984年，“高石墓碑”才得以重新屹立在陶然亭畔，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它们是纯洁爱情的象征：“粗沙糙石像犹真，日晒风磨岁月泯。情侣游园当默祷，如斯相爱永青春。”他们生未成婚、死而并葬，演绎了一曲五四时期的化蝶故事，曲折而哀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