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作为旧址景点的阅报室里，展出有一些当年毛泽东求学喜欢看的报刊。笔者意外惊喜地发现在一张1917年6月15日的长沙《大公报》上，有一篇《呜呼法律》的社论文章，作者署名为天籁。文章开篇即说：“中国之有势力而无法律久矣，矧在今日，纲纪陵替，强权代兴，度唯有武器犀利者乃可操最后之胜利。”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学校图书馆藏书在长沙最丰最全，而他最喜欢读书看报，是阅报室和图书馆的常客，他基本阅遍了长沙当时的报刊，他被同学称为“时事通”。5年多求学时间，他共用家里160元钱，其中大部分用在自己买书报上，因此还在父亲那落了个花钱买废纸的骂名。《呜呼法律》这样的文章应当是毛泽东最喜欢看的，反复传阅讨论的时事评论文章。该文主要意旨是乱世中国“枪炮作响法无声”， 法治难以倡行，“唯有武器犀利者乃可操最后之胜利”，涵蓄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意思已依稀可见。可以推测，此文为毛泽东日后在大革命实践中提出的“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可能不无关系，可能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论断的胚胎。

    湖南第一师范当年推行的军国民教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的孕育起着重要作用。毛泽东1911年投笔从军，参加湖南起义新军，被编于第25混成旅，当了一名列兵，他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但只有半年时间他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行伍。1913年，他进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倡行尚武精神，体育课实行军事化规范。1916年，学校呈请省政府批准，大力推行军国民教育。学校成立了学生课外自愿军，并在附小成立童子军研究会。毛泽东任自愿军第一连直属连部的上士，并负责文牍工作。学校大规模开展军事化训练，老师为讲武学堂毕业的专业军事教练，对学生军进行学科和术科训练。另外，文化课中还精选了许多中外军事名著进行教授。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载了大量老师讲课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条目，其中包括国文老师袁仲谦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的笔记，如他记有 “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矛杀人，盾避敌，各用所当，此为器使人”，“兵者，国之卫也”，“被征服民族不自由”和孙武的谋攻篇等军事方面的记录。《讲堂录》中涉及的军事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曹操、孙权、诸葛亮、孙武、吴起、管仲、商鞅、汉光武帝、张良、谢安、陶侃等，还有外国的大军事家凯撒、拿破仑等。可见学校开展的军事思想教育内容之广和毛泽东对军事教育兴趣之浓。1917年11月20日，长沙面临着一场兵祸，位于南门口的湖南一师首当其冲。学校主张集合师生集体退到城东5里处的阿弥岭暂避军祸。毛泽东孤身一人到北洋败兵驻守的猴子石侦察之后，分析了对方尚不知城内虚实，且溃败之兵如惊弓之鸟的情势，向学校提出组织学生志愿军联络警察所主动出击的化被动为主动的积极防御的应急方案。志愿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王汝贤师3千余败兵的枪支，师生们称他“浑身是胆”，并叹称其为“毛奇”（德国著名的军事家）。1918年4月，南北军在醴陵一带进行拉锯战。毛泽东又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任队长，带领同学们护卫学校。为了纪念这件事，校长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其功当主要归于学生毛泽东。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内。在第一师范求学这段经历不仅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培植了尚武精神，还使他较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和谋略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他临危不惧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和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争谋略。特别是两次护校的成功，促进了毛泽东对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不可得，以武装求和平则和平得，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的初步形成，并推进了他的认识进一步接近 “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实践，其认识经历了一个依次推进、深化，最后形成“枪杆子里出政权”正式论断的过程。1926年，5月15日，他在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强调，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所以军事训练成了农讲所的教学重点，计128课时，占总课时的百分之三十四。这里，毛泽东已经清楚在同蒋介石合作中，武装对农运的重要性。1927年，5月30日，在与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布的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中指出，欲使农民民主政权之确立，必须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群众。毛泽东等认识到基层农民政权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捍卫，并且不容反动武装存在。7月4日，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毛泽东主张农民武装“上山”，并预料“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基础，在当时奉行“城市中心论”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初步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的观点。8月初，在为中共中央起草《湖南运动大纲》中，强调要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8月7日，参加八七会议，当大会主席李维汉宣布各位代表同志可以发言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以亲身的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陈独秀书生气十足，自己不懂枪杆子的重要性，还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甚至连蒋介石、唐生智这些新军阀是靠枪杆子发家的也熟视无睹，特别是自动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只重政治专做民众运动而不重视军事的错误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痛定思痛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正式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后被人们简称为“枪杆子里出政权”光芒万丈的论断。1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沈家大屋召开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大会上，进一步阐释，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个军事帮助，要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组建专门的军队，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去政权，建设政权。至此，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总结、对清末变法图强等改良主义果断摈弃后、对辛亥革命失败进行反思、对当时国民党右派反动本质及时警惕的基础上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