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南第一师范前身为城南书院,被誉为湖湘文化演练场,湖南昔贤“过化之地”，学校百年师范开素质教育先河，创民主教育辉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达八年时间，积极从事建党、建团等一系列革命工作，学校被盛赞为“湖南革命运动大本营”、“红色革命文化发祥地”。湖南第一师范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关键词：湖南一师  毛泽东  爱国主义教育   资源开发

    随着《恰同学少年》的热播，湖南第一师范再度为人们竞相关注，一时引来游人络绎不绝。2007年7月1日，中宣部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颁发“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从此，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品牌。湖南第一师范确实是一座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碑、一方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富矿，无论是清末变法图强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人才辈出，为中国翘楚。
    1950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深情地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他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的政治思想，我也是在这时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1]从1913年到1922年毛泽东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达8年之久，在这里他实现了由学生到教师到职业革命家、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湖南第一师范也成了当时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
    一、千年学府：湖南昔贤“过化之地”
    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是城南书院，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宰相张浚携子张栻创建城南书院。乾道元年（1165），张栻师从湖湘学派鼻祖胡宏学成后，开始在这里授徒讲学。与张栻同为“东南三贤”之一的朱熹也慕名而来，“朱张会讲”即成为湖湘文化历史中的经典；“朱张渡”也成为湘江千百个渡口中最具文化意蕴的渡口。城南书院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书院兴盛时学子达3000多人。伴随沧桑岁月，书院也几度兴废，到清嘉庆年间年大规模复建，道光年间又盛极一时。道光皇帝亲书“丽泽风长”匾额予以“嘉奖”。[2]湘中知名人士陈本钦、孙鼎臣、何绍基、王先谦、郭嵩焘等，都先后在这里任过主讲。湘中大儒曾国藩、李云度、左宗棠，民主革命家黄兴、陈天华，著名教育家杨昌济、谭云山、杨毓麟等藏修于此。城南书院被赞誉为“昔贤过化之地”，即湖南贤士精英藏修、求知、成才、脱颖而出的大本营。       
    追求理想、忧国忧民、创新图强、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坚忍不拔、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在这里开花结果。
    二、百年师范：开素质教育先河，创民主教育辉煌
    湖南第一师范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摇篮之一。1903年，清朝政府在城南书院的基础上设立湖南师范馆。湖南师范馆是当时全国五所师范馆之一，开湖南师范教育先河。1912年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以世界观和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本”，强调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协调发展等观念，在学校民主教育和管理中的“人物互选”中有充分的体现。学校先后聘请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李达、周谷城、田汉、谢觉哉等思想进步、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任教员，坚持把体育教学、课外锻炼、运动竞赛三者结合起来，实行教育实习制度，并配备教育实习主任，注重实习基地建设，1913年开始就设立了附属小学。另外，学校还开辟有各种农艺园、工业实习基地、商业实习基地，建立学生军等以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社会实践经验，成功地开展了军国民教育和职业化教育。
    1903年到1927年是学校早期发展和推行民主教育时期，（此处商讨孙海林同志观点）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03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8年属民主教育的尝试阶段；1911年到1919年的8年属民主教育的成立阶段，孔昭绶等校长使学校各项民主教育管理制度基本完善；1919年到1927年的8年属民主教育的新发展阶段，易培基校长等继续巩固和推进民主教育成果，使学校得到了新的发展。
    湖南第一师范早期先进的民主教育思想、精良的师资配备、丰富的教育实践，为现当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发挥了榜样与示范作用。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给湖南一师的书面和口头指示达11次之多，为学校了题写了校名“第一师范”和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湖南第一师范毕业”；1951年将两本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赠送给学校图书馆。[3]
    三、主席母校：沃土育伟人
     （一）立志报国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毛泽东1910年离开家乡到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改写诗一首送给父亲以表达宏伟志向。毛泽东学成名就的是湖南第一师范。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1918年，毛泽东暑期毕业，两年后，又在一师及附小工作两年半，前后共8年之久。
    毛泽东进入一师求学期间，中国社会处于清王朝刚刚覆灭、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毛泽东给自己取名“子任”，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另外，他还有毛奇等化名，寓意要为国家建奇功伟业。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学校编印了一本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写下了誓言诗一首：“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报仇雪耻的赤诚爱国之心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不久，交往密切的诤友易咏畦去世，他悲愤交加，写悼诗一首，表达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家子，安得辞浮贱。”意思是说祖国已处在日本和沙俄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下，国难当头，决不能以自己的身世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4]
    （二）求学储能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读书非常刻苦，从不虚度光阴。他在读书时“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专心致专地读书。他认为“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少年时期的求学是人生事业基础的关键。他读书既能静中求学，也能闹中求静专心致志地看书。毛泽东阅读广泛，喜欢国文、历史、地理、伦理和哲学等社会科学。文学才能突出，无论是对古体诗词，还是古体散文都作得很好，被赞誉为“立试万言，倚马可待”，所做文章被老师批上“传阅”，同学们争相阅读。
    毛泽东读书坚持实践徐特立的“不动笔墨看书”的主张和国文教师袁仲谦的“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四多”读书法，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在一师求学五年半的时间内，所写的《讲堂录》、《读书录》、《随感录》和抄本就有一大网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