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蓄刻墓”石碑;基督教的“也里可温吴安哆呢嗯碑“和“安德列·佩鲁贾基碑”;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努力雕像以及世界仅存的草庵寺摩尼光佛雕像和摩尼教经文石刻。除此之外,海交馆内现存的五百多件宗教石刻,无一不证明,泉州无愧于“宗教博物馆”的称号。
明代,是中国及全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提起“郑和下西洋”,总能牵动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由两万七千多人和近两百多艘福船组成的船队由泉州起航,浩浩荡荡驶向“西洋”,你可知其中有多少泉州人辛勤的汗水。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中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手来自福建,仅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福建订造的海船,就有一百三十多艘。郑和宝船,是船队中的指挥舰。史书记载“长四十四丈四,宽十人丈“,为福船型。复原后长约126米,宽约51米,载重量可达七千多吨,排水量一万五千吨,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万吨轮。由于当时没有机械设备来推进它,只有充分利用风力,因而它的帆特别多,史称“九桅十二帆”。
然而,就在郑和船队满载和平和友谊驶向世界各地传播大国礼邦的优秀文化时,明朝政府两度宣布实行“海禁”,只允许泉州和流球通商,泉州由此成了对琉球贸易的中心港口,两地关系渐密切。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赐福建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这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及朝贡贸易的进行,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日本仍保留有这三十六姓的族谱,证明了琉球和泉州的亲缘关系。
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附属国,琉球王要由明朝册封,在历代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上,我们能看到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至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四百多年间,共有二十五位使臣前往琉球册封。“封舟”是册封使臣所乘坐的船只,都是由朝廷下令福建承造新船或买船改装。据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所造的一艘封舟,长15丈,宽3.16丈,有28舱,并有三层船舱,船尾还建有尾楼,安放海神妈祖,祈祷平安。
在明代,倭寇曾多次进犯我国沿海。泉州作为一个沿海大城,自然也不可幸免。明嘉靖年间倭寇犯境的简表显示,在短短的四十四年里,倭寇进犯达十五次之多,每一次都给泉州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为了抵御倭寇进犯,泉州人铸造了大大小小的铁炮,有的重达一万多斤。同时,泉州还涌现了一大批抗倭英雄,其中有和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的俞大猷。
由于“海禁”,刺桐的官商贸易日渐衰弱。沿海商人的贸易受到影响。为了同朝廷相抗衡,沿海许多海商纷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船队从事私商贸易,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氏海商集团。创始人郑芝龙,在年轻时到过日本,并在乎户与田川七左展门之女结婚,生长子郑成功。郑氏集团将日本作为主要贸易对象,同时与荷兰等国及东南亚地区有贸易往来。在我国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最早的私商活动出现在安平港,这里可直通金门、厦门,是闽南水陆交通枢纽之一。安平商人早在唐代就航行海外。明代,他们的贩海活动达到鼎盛时期,足以和安徽商人相匹敌。到了明代中晚期,私商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漳州的月港,并逐渐向厦门港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沿海的产生,为寻求生路,大批移民涌向海外,使泉州成了一个著名的侨乡。据统计现在世界各地的泉州藉华侨已达人百多万,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他们的出国,使中外民俗文化出现了一场奇特的交融。至今,我们还能够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现中国风格的“石敢当“、泉州式的“风狮爷”;也能够在泉州发现许多有异国情调的物品,“萨兀”就是印尼华侨参加巴厘岛宗教活动的用品。泉州的建筑风格,也受到海外的影响。例如,最繁华的中山路两旁的骑楼,就是受东南亚风格的影响而建的。同时随着近代华侨由东南亚向世界各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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