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过去学界仅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总结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现在将实事求是这一精神放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视野下来观察，笔者发现“实事求是”是贯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之中的，并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发挥了引导促进的作用，但其自身主旨和精神又永恒不变。这就如同化学反应中能加速反应效率而自身质量性质不会发生改变的催化剂，有了它，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就能不断“发生反应”，依据中国国情现实，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

    关键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总结我们党过去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时至今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飞速发展的四十年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在这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继承更新，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然而，当前如果仅从革命史和新中国史的角度来研究总结“实事求是”精神不够全面。因此，需要结合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角度来探讨总结“实事求是”精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产生的作用。

    之所以把“实事求是”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催化剂，是因为其发挥作用与化学反应中广义的催化剂所起的作用非常相似。催化剂与反应体系的关系如同钥匙和锁的关系一样。引导反应的条件方向，降低反应发生的难度，从而加速两种物质之间的反应速率，且自身质量性质保持不变。而“实事求是”就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这对反应体系的催化剂，是那把能开“锁”的“钥匙”。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四史”中的基本史实对其进行简要的论述，也为这一方面的党史教育工作理清主线思路，把握精神要义。

    一、寻渊溯源：实事求是发展萌芽

    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年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记录了毛泽东与蔡和森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两封关于建党意见的通信。蔡和森在信中说：“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而毛泽东在回信中也言明了近些年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唯心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方案的不切实际后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指导思想和列宁的革命理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极大。从理论渊源上来讲，我们党建党早期的理论思想和革命实践模式可以说是“充满了俄国的味道”。而这种“俄国”情怀和听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做法，虽然在早期领导工人运动开展罢工斗争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结合中国实际实事求是地开展中国革命工作，为后来的坎坷曲折埋下了巨大隐患。

    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在远东民族大会讲话精神的指导，在中共二大上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3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协调下，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开展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始。在国民革命初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正确的指导和援助，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横扫沿途封建军阀。但由于中共受制于共产国际的控制，在革命中未能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运动中未能实事求是地坚持斗争，按苏联的旨意退却放权；而苏联当局特别是斯大林对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认识不清且执意偏袒忍让他们的反动行径，打压中共的革命积极性，要求中共不断做出让步。最终导致蒋汪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酿成“四·一二”、“七·一五”等惨案。

    为批驳党内错误思想，纠正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选择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到实地调研，认识中国。为了弄清楚革命中的敌友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通过调研写作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提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而态度摇摆，容易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右翼则极有可能背叛革命，亟须警惕。1927年的事变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发现。1927年，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利用苏联方面的偏袒和其对中共的牵制，继续打压中共，而此时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地如火如荼，却被污蔑为“痞子运动”、“流民运动”，被说是“糟得很”。为反驳党内党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争取和保存这支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历时32天，游历湖南5个地县的农村，广泛开展调查会，听取农民和农运干部的报告，最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这两篇文章未能改变国民革命最终失败的结果，但其中已经蕴含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雏形。

    二、据乡围城：实事求是认识中国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全国各地爆发了百余场大大小小的起义，但大多以失败收场。原因在于受苏联革命模式——“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未能实事求是，在人员不足、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去攻打城市，最后兵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攻打长沙失利后，没有执行继续进攻的指令，转兵进入湘赣边的井冈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保持实力，伺机扩充，广泛开展游击斗争。

    为什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此青睐于“城市武装暴动”呢？除却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也有之前搞工人运动成效斐然的影响。许多同志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早期也是靠工人运动起家的，那我们搞的革命也要如苏联一样依靠工人阶级搞城市暴动来夺取全国政权，因而不重视农村工作，对农运也冷漠生疏。我们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同志曾说过，农村只是敌人的四肢，城市好比是敌人的头脑和心脏。断其四肢犹可活，只有重创他们的头脑心脏才能给予敌人毁灭打击。但为何在俄国百试百灵的模式到了中国却屡屡碰壁呢？原因在于中国国情与俄国不同，我国当时城市敌人力量强大，农村敌人势力微弱，而且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俄国那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然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共产国际自然不会承认自己的模式有问题，只能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共弱小、敌人强大等等因素。之后共产国际又抛出“三个时期”理论，宣扬革命高潮，煽动各国共产党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我们党内也出现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两次错误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都一味讲求进攻，都坚持城市中心论，最后导致红军和根据地遭受损失，白区的党组织损失殆尽。但发生这样的错误，归根到底在于当时的共产党人对中国实际认识不足，盲目迷信苏联模式和国际指导，未能实事求是地去认识中国国情。然而俄国的方案和指导最终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也证明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为了找寻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在领导红军展开军事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开展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带着专门的问题，实事求是，细致调查，形成很多调查报告。其中，寻乌调查与兴国调查具有很深的影响。在寻乌调查结束不久后，毛泽东痛感用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原理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工作毒害甚重。为提倡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毛泽东写作《调查工作》一文，也就是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等著名论断。

    在军事层面，毛泽东通过在斗争中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实地体察民情，研究革命各方的关系与矛盾，结合红军武装斗争实践经验，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基本形成。在这一军事政治思想的指引下，红军在斗争中节节胜利，革命根据地规模不断扩大，并于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局部执政。但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和其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上台并统治党内的长达4年时间里，抛弃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方法，致使红军和根据地遭遇严重损失，最终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而白区刚刚得以恢复的党组织也再次遭到摧毁。这股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才停止。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政治上挽救了党，军事上挽救了红军，但思想上并没有完成对教条主义余毒的清算。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和抗战实践，写作了5万余字的政治军事专著《论持久战》。以此为指导精神，中国军民最终在军事上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在延安抗大讲授马哲课程，而这近四个月的教学讲稿便是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实践论》侧重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它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它们的统一。总之，两者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这两部著作为延安整风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和“实事求是”的命题。在1941年5月，毛泽东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用成语“有的放矢”形象地指出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和实事求是三者的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马列主义）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有的放矢）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5]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内终于从思想上除去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得秉持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自此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胜利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

    纵观二十八年的革命史我们发现，当我们党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决策时，中国革命的车轮便滚滚向前，当做出的决策违背了中国现实，革命就遇到莫大的阻力与挫折。俗话讲，路好不好走，脚最知道。唯有真正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认识中国，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三、鼎力建设：实事求是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时，国计民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我们党的中心工作从革命转移到建设方面来。但我们党过去没有全国执政的经历，需要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为解决这个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1956年，毛泽东在先后听取中央34个部委关于经济建设内容的调研汇报后，在此基础上完成《论十大关系》一文，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专题报告。《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它和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方针一起，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苏联建设模式的经验教训，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正确的初步探索。

    但在之后的大跃进中，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方针却没有得到贯彻。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各地生产脱离实际，“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主观主义错误大行其道，后果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1961年，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停止了“左”倾错误的蔓延，让建设事业回归正轨。但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为谋权篡位，将原本生动鲜活、富有活力的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煽动工农兵“造反”内斗、冲击党政机关、打倒国家干部，为自己的上位开辟道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被教条化的毛泽东思想依旧禁锢着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用实事求是精神唤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解放全党全国的思想束缚的重任，落到了复出指导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肩上。

    四、突破禁锢：实事求是不断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和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精神再次绽放了它的活力，不断推动着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我们在坎坷却坚定的摸索中步步深入，谱写改革开放的艰辛曲折与浩荡澎湃。我们立足当前，回首过去，面向未来，不断总结经验，创新理论，确保改革开放渐入佳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新高度。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直至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后相承、层层递进、步步向前，不断回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我们深刻体会到，每一次思想认识的提升都带来一次理论跨越，每一次理论跨越都造就了经济活跃、社会大发展。而每一个新思想新理论，都是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也都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观照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现实，关照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指导了中国发展，推动了中国进步。

    四十多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不彷徨不犹豫，有胆有识，边想边做、边干边想，先行先试、小试继之大干、试点升华为国策，推动改革开放之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好。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试验与实践越来越广泛，认识越来越深化，信念越来越坚定，直到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于党的领导和建设，我们始终理念领先、紧抓不放，但又一直紧跟形势的变化，在调整中跟进，在发展中提升，通过党纪党规建设，尤其是反腐倡廉，不仅坚定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地位，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项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四十多年来，我们也有反复，有折腾，有失误，有教训，但我们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行动，在修正、在改革、在优化、在完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和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和强大凝聚力。经过43年改革开放的升华发展，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更加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加胸有成竹地推进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这些成就不仅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进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产物，也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格局中不断前进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