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一面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旗帜。周恩来曾经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从“九·一八”后的酝酿之始一直到形成和发展，时时可以见到杨靖宇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过程

　　在中国，最早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口号是“反帝统一阵营”，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武怀让。中共党史辞条上的注释是：武怀让，1931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1936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于苏联，时年37岁。他是我党我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卓越领导人。

　　武怀让是河南孟州人，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首批党员，号称“中共第54号党员”。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发动安源工人大罢工时，他和邓培发发动了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1924年7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底回国。1931年1月与罗登贤先后被派到满洲，任北满特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当时，面对日寇加紧侵略东北的严峻现实，有“共产国际代表”经历的武怀让富有远见地提出：东北情况特殊，满洲工作重点不是罢工罢课、搞苏维埃、城市暴动，而应团结一切武装力量，抵抗侵略者的主张，得到省委书记罗登贤的赞成。但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左”的冒险政策，不予理睬。困境中，他顶着压力忍辱负重地艰苦工作，建立5个县委一个区委，形成了400余人的党员队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武怀让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成立起“哈尔滨反日总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应尽快建立反帝统一阵营，以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侵略”。这一主张顺应了东北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从而叫响“反帝统一阵营”的口号。

　　1931年10月，杨靖宇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来到哈尔滨，就任武怀让创建的满洲反日总会会长，后来武怀让离开哈尔滨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时，杨靖宇又接手了他的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职务。可见，两个河南老乡在硝烟弥漫的北国冰城的相识相知有多么珍贵。杨靖宇几乎用以后十年的战斗历程来回味这段经历。他的特卫排长张秀凤说，“他给我们讲的两个大人物，一个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一个是姓什么的挺怪个姓，好像是老乡或者亲戚。”可见武怀让对杨靖宇的影响之深，深到最困难的时刻，先后派一路军主力一军三师和一军一师部队西征热河，以求取得与关内党中央的联系。这是后话。

　　领导过农民革命军的杨靖宇，对武怀让的“建立反帝统一阵营”的政治主张打心眼儿里赞成，他尊武怀让为师长，和他一起深入工商学各界群众中广泛开展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宣传，他在哈尔滨三十六棚机车车辆厂号召工人说：我们武装起来，抗日救国，保东北、保家乡。他们发动各界人士罢课罢工，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带领示威群众高喊：“甲午耻，犹未雪，今日恨，何时灭？”进而建立起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同盟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他们还及时揭露当年10月，蒋介石派秘使许世英与日本谈判，日本保证中国关内安全，中国国民政府向日本出让东北的无耻行径，激发民众斗志。武怀让说“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他们“以民族存亡为己任”，通过救国会在工厂组织赤卫队，在学校组织学生军，开展军训，掀起抗日高潮，高唱“以祖国为誓，以祖宗坟墓为誓”，组织各界爱国人士团体持长枪大刀参加抗日军，掀起武装抗日高潮。同时派中共党员打入马占山、苏炳文、王德林等东北军内开展兵运斗争。在马占山江桥抗战和两次哈尔滨保卫战的战场上都留下了他们并肩战斗、带领人们积极声援的身影。

　　1932年1月，武怀让离开哈尔滨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杨靖宇和赵尚志将他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依依惜别。此时，由武怀让倡导的“反日统一战线”作为成熟的政治主张还停留在运动口号层面上，具体实践探索的重任落在了杨靖宇的身上。

　　巡视南满，杨靖宇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

　　东北党组织一直是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中央局双重领导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满洲省委接受“北方会议”决议后，立即指示磐石中心县委：“把目前的义勇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北游击队”，“为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斗争”。于1932年5月成立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即磐石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当初它高举抗日大旗，作战勇敢，曾得到各地群众的热诚拥戴。仅一个月时间，就从30多人的队伍发展到100多人。可是，当他们执行“北方会议”“左”的政策后，由于到处打地主，吃大户，遭到地主武装和一部分群众的反对。加上磐石游击队的基本队伍都是朝鲜人，日本侵略者借此使出阴招，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这样工农义勇军除与日伪军作战外，不得不面对与地主武装、胡匪和其他抗日武装发生冲突的现实，四面受敌，陷于孤立状态。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紧急报告中说：以前“群众要求当义勇军，现在则不然……竟把枪放下要求离开义勇军。”队员减少到五十几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对省委的指示只能“拒绝执行”。为保存实力，义勇军不得已与抗日山林队“常占”合并了。

　　满洲省委接到磐石中心县委的紧急报告后，于1932年11月派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工作。杨靖宇来到南满，他对“北方会议”关门主义冒险政策虽然心存疑虑，但还是根据省委的指示，把磐石工农义勇军从山林队“常占”的山头中拉出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在路线策略方面仍与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处于对立状态。经过反思，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作为南满游击队最高负责人的杨靖宇审时度势，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为所处的种种复杂现象所惑，果断地调整策略思路，毫不犹豫地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不论信仰、不分派别、不论民族，只要是抗日的就团结。”这一主张富有远见地把地主武装和抗日山林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杨靖宇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实践探索和贡献

　　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为实现统一战线，杨靖宇将抗日统一战线“不论信仰、不论派别、不分民族，只要是抗日的就团结”的政治主张精确概括为一个宜于民众理解的响亮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留着子弹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