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自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正如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领导全国抗战时一直关注和重视东北抗日联军那样，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在创造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李兆麟《露营之歌》语）的人间奇迹和孤军抗敌14年的民族奇迹的同时，也在以始终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行动创造着共产党人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奇迹。 

    早在东北抗日斗争刚刚开始之际，毛泽东的名字、事迹和著作就已开始在东北红色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中流传。杨靖宇曾在磐石根据地翻印散发毛泽东起草并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通电（61） ，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据当时在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作、建国后任全国水电工会副主席的陈润田（即张金）回忆，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杨靖宇告诉他的。（62）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34年前后，杨靖宇等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同志已开始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东北地区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邮寄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情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适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63） ”结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这本小册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印发的《游击战争》（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一书。在这本小册子和其他一些文件的指导下，杨靖宇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经验，形成了以“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64） 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战术，被《救国时报》誉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65）。对于学生出身的李兆麟来说，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学习军事理论的主要源泉。直至1939年他回顾历史时还对此书记忆犹新，指出“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次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况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66） 。当然，这一时期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的认识同全党一样，都是在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确立，毛泽东思想尚未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根本前提下得出的。 

    1935年以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消息渐渐冲破日伪严密封锁而传入东北，在这其中杨松和《救国时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松在东北工作期间，曾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说“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67）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出版、吴玉章为主笔的《救国时报》在当时条件下起到了中央党报的作用，成为东北抗联了解党中央精神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唯一渠道，曾被杨靖宇定为部队政治和文化课教材（68） 。在该报总计152期（自1935年12月9日至1938年2月10日）中，对毛泽东的宣传始终居于突出地位。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的著作、生平和照片30余次，几乎等于宣传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总和。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3篇著作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斯诺的口述自传和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也曾见于该报。正是通过《救国时报》，东北抗联了解了长征和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在给李荆璞等人的信中首次使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 （69）的提法，标志着东北抗联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已有所认识。 

    在这一时期传入东北的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献中，《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最为显著。这3篇文献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集中反映了瓦窑堡会议特别是1937年5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以来党和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以学习和接受这3篇文献为标志，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开始在组织和思想上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正如周保中指出的“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据这个文件”（70） 。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则结合实际深入学习了毛泽东的两篇著作，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71） ，在此基础上，北满临时省委于4月底5月初举行第七次常委会议，系统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72） 的论述为会议结论，事实上成为以后北满地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在北满地区的补课，是全党反思和纠正“左”倾错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 

    1938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镇压，东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的态势进一步恶化，加之抗联内部“左”倾错误的后遗症相继暴露，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阶段。但他们仍以坚定的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为支柱，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承担着解放东北人民、响应关内抗战的历史重任。在这一时期，通过国际交通线传递的《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九一八”十年》、《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及东北抗联的致敬电等党的文件相继传入东北，通过这种特殊形式，东北抗联在思想和精神上接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上述所有重要文献，东北抗联都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杨靖宇每逢战斗间歇时都要阅读《论持久战》（73） ，周保中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予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74） ，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为榜样”（75） ，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76） 。他还力图与当时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建立联系。 （77）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部队内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肖像，以陈云《随军西征见闻录》为教材学习长征传统。（78）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成立后，抗联主力转入野营整训，政治学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当时在野营工作的刘亚楼（即王生）和卢冬生（即宋明）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周保中亲自主持了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学习（79） 和党员的整风学习，留下了“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学。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 （80）的整风笔记，并指示当时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毛泽东像在野营中悬挂。 （81）直到今天，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抗联部队翻印学习的《论新阶段》单行本，名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82），这一名称标志着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认识更加深刻。
 
    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的同时，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还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制定和实施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1940年2月至3月，周保中主持起草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经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通过，这份文件以《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分析，指出“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的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83） 。并据此制订了党务、军事、群众工作的各项要求，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指导性文件。李兆麟则总结西征和黑嫩平原游击战的经验教训，指示部队“利用各地带的山林隐蔽主要的据点，各处建立坚强的巩固的战斗单位，保持独立自由的活动的精神，以支队作为单位分布在于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应当懂得据点有时以江套作依据，有时以苇塘作依据，设法接近群众，以灵活的小部队，在汤、萝、绥、桦、富（即汤原、萝北、绥化、桦川、富锦——引者注）边境顽强的、耐心的根据党总的正确路线，开展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解决你们桎梏的基本武器，但是尽量防止‘轻举躁进’和‘打硬攻坚”式样的伸张，和防止被敌人的大批包围的危险，慎之慎之。一味蹲沟，不计划行动是异常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瓦解自己实力的倾向。要坚决反对。密营建立问题，根本不是简单问题，隐蔽深山与群众隔离太远，敌人同样能深入‘追剿’，江南（松花江以南——引者注）这样密营无一幸免者。现在你们必须了解布置密营的艺术，不但利用森林，同时还要得用河套，不但利用野塘，同时还要利用孤林草甸，必须因地域，因群众关系的不同、敌人的统治力量的不同，灵活布置部队活动的据点”（84） ，总结小部队活动的经验教训，教育部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要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85） 。1941年后，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又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确立了主力隐蔽整训，坚持小部队游击侦察的斗争方式。在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打破敌人的“围剿”，造成了敌我相持局面，并在配合苏军反攻和迎接关内主力部队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集体学习了“七大” 精神，为配合反攻作了思想上的重要准备。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主力立即按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部署配合苏军进占东北5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尔滨指示电台广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使沦陷敌手14年的东北人民对全国政治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思想有了初步了解。（86） 进驻沈阳的冯仲云为恢复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作出了巨大努力。9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副书记彭真、陈云在沈阳接受了周保中、冯仲云等移交的组织关系。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东北抗联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踏上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征途。 

    同样毋庸讳言，在组织上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理解、运用都存在着明显不足。但这是东北艰苦斗争环境的产物，不但不应苛求于前人，而且正因为如此，东北抗联所作的一切才更加难能可贵。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旗帜，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同样是在这面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毛泽东思想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也有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贡献。对此，周保中曾明确指出“东北党，从总的路线上说，问题是不大。对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主席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在东北较之关内是差得多，但不是一点没有，有多少呢？要说出来”（87） 。

    大量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业绩是一直受到党和人民承认和尊重的。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