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一向极为重视和关怀,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要指示。东北抗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心向党中央,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关键词 毛泽东 东北抗日联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率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敌后战场,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订并贯彻执行了一整套“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1)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其中就包括孤军苦斗14年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支英雄部队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关注,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要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力图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贯彻到东北地区的具体斗争中去。长期以来,囿于东北抗联与党中央在组织上长期失去联系这一事实,对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但最近几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公布,已经奠定了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的基础。
一: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奉行“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2) 的卖国误国政策。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承“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3)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当局重重打压之下,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并派遣罗登贤、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赵一曼、张甲洲等大批干部来东北,与已在东北的杨靖宇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写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 牺牲最为惨烈的光辉一页。
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对东北抗联的前身东北义勇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极为关注,指出这一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反帝爱国的主张,是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早在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中日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4) 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成为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斗争,指出“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5) ,他还以大会主席名义电慰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表示“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6) 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再次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事实作为“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7) 的最好证明,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8)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指出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牵制日军力量,策应关内战场的重要任务。早在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就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把“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9) 作为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是全国军事总动员的重要任务之一,1938年5月,毛泽东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战中的价值所在,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0) 这和他在“七大”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11) 的论述一起,成为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和贡献所在的经典评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抗联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继续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战斗。在新的征途上,东北抗联幸存同志受到了以彭真、陈云、罗荣桓、刘亚楼为代表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但也遭到了高岗等人的排斥、打击和歧视。对此毛泽东曾一再予以批评纠正。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东北七七决议)时,删去了原稿中反映高岗和林彪意见的“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 (12)一语及其全部阐述,概述了“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13) 的东北抗日斗争全过程,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央起草对抗联总评价电文时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的为党工作”。(14) 在此前后他还指示对抗联要“承认东北党的组织,承认保中,承认山头”(15)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访苏回国视察哈尔滨时接见了原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嘱咐他“东北抗日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 (16)。
毛泽东的上述一系列评价是极具意义的。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独创性历史贡献,指出这些贡献是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基础。同时恰如其分地指出抗联的缺点和不足乃是中国革命事业经验教训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逐步成熟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能过分夸大和苛求。强调反对贬低抗联和抗联同志居功自傲两种片面性,党要承认和尊重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抗联同志则要在这一光荣基础上深刻总结和剖析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立新功。要求发挥抗联同志的力量,整理和编写抗联历史,弘扬革命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因为这一切原因,毛泽东的指示和论述体现了他和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关怀和肯定,奠定了科学评价和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原则,与高岗造成的贬低抹煞抗联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以周保中为代表的抗联同志深有体会,正如周保中所说“中央是肯定成绩的”(17) 。问题的实质是“高岗是有意识的搞混乱” (18)。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授衔授勋仪式上与冯仲云谈话时深情地说“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19) ”话虽不多,但联系到长征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艰辛曲折,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对东北抗联的评价程度了。
二、肯定和关怀东北抗日联军同志
在东北抗日联军长达14年的悲壮苦斗中,涌现出了以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和先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最优秀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民族英雄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二大”和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杨靖宇先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20) 。1951年10月和1952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杨靖宇和由他主持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被写入《毛泽东选集》第1、2卷注释。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向吉林通化杨靖宇陵园敬献花圈。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唯一一次给烈士敬献花圈,也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仅有的一次集体为烈士敬献花圈。中共中央为杨靖宇举行了迄今为止烈士规模最大的万人国葬,对他作出了“杨靖宇同志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他热爱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群众,能够把各族人民为共同地事业而团结一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21) 高度评价。
杨松(在东北时化名吴平)是东北抗日联军最主要的政治和党务工作者。他曾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等职。在实际领导东北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杨松是唯一亲临前线的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杨松全面贯彻党中央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六三指示信》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部队整编工作,努力纠正在统一战线和对待朝鲜同志问题上的严重“左”倾错误。积极探索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规律,制订实施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并对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周保中赞誉为东北地区“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22) 。“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就是杨松在总结东北抗日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的。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杨松还主持或参与了《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等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与王明、康生迫害抗联干部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在苏联学习的抗联同志。1938年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次长谈,并提议由他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联的斗争经过和经验教训。以后又在工作中进一步深化了对杨松的了解,同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和私人友谊。毛泽东曾数次与杨松散步聊天,并请他们夫妇到家中进餐作客。这在毛泽东与其他同志的交往中是很少有的。在延安期间,杨松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总编、六届六中全会抗联代表兼秘书、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多次出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并被毛泽东指定为他与苏联同志会见时的翻译。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思想理论、外事特别是东北问题的主要助手。他在六届六中全会和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抗联工作报告,为党中央了解东北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起草的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将士的慰问电,对激励东北抗联的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动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使全党全国人民对东北抗日联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初步尝试。1942年杨松积劳成疾后,毛泽东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用自己的稿费为他购买营养品。同年11月23日杨松病逝后,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23)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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