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得肠子都能一根根地摸出来

    采访时间:2005年1月、4月9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见证人:李敏 女，1924年生，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先后当过炊事员、被服员、宣传员、救护员、电报员等。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

    ■那时日本人抓得紧，我们反而觉得打仗更安全一些

    我不到10岁时，就参加了抗日救国宣传队。那时，我们唱民谣，“张学良精兵20多万，全不抵抗只会缴枪”、“若要收回我们的东三省，全把日帝杀个光”。

    那会儿啥也不懂，就是大人弄个稿，我给背下来，自己也不知自己当时讲了些什么。我们唱歌、跳舞，然后就收慰问品，有茄子干、豆角干，最好的是鱼干，还有手套，林区就有木耳、兔皮、肉。收完了，大人就套上车给抗联送山里去。

    1936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我们在做宣传时，日本骑兵冲来，我们大家赶紧分散开跑。我就跑到了山上。连队嫌我太小，说照顾不了。后来，一位姓马的司务长收下我，让我帮厨。

    那时日本人抓得紧，我们反而觉得在山上打仗更安全。

    1937年3月初的一天，我天不亮就起来煮米查子粥———因为白天不能生火。还没吃呢，哨兵听到了马叫声，日本人来了。被服厂厂长裴大姐下令撤退，我去送伤员，裴大姐带人打仗。我送完伤员，又跑回来用铁桶盛粥———那时肚子饿，不舍得扔。正盛着，枪打过来了，裴大姐也跑进来，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我们的路。裴大姐让我利用敌人换弹匣的机会冲出去。机枪停了后，我提着饭桶跑出去，结果滑倒了，粥流得满地都是，我不舍得跑，急着向桶里扫。一看敌人就要追上了，管不了饭了，赶紧自己跑。

    一个日本人穿着皮大衣，叫着追来，两撇小胡子我都能看得清。追了半天，他把大衣脱了追，眼看就要抓住我了，一声枪响，日本人倒了，是裴大姐开枪救了我。

    ■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睡在山上的地窨子里，我们年三十的晚饭是煮衣服上的羊皮和靰鞡鞋上的牛皮

    因为抗联一般都在山里活动，到冬天下雪后，就很难生存，所以，我们就到处建密营。所谓密营，多半是地窨子，在地下挖个半人高或一人高能藏人的坑，再用树枝、草盖上，就好了。一般的密营也就10米来长、5米宽。密营都是夏天搭好的，因为冬天太冷，地都冻上了，不可能挖得开。

    密营对我们非常重要。东北敌人多，打得很厉害，冬天一般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要没有密营，都得冻死在山上。密营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靠烤火取暖，像我们平时唱的一样，“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那真叫难受啊。

    1939年春节，也不知道零下多少摄氏度，但记忆中就是一个冷字。进了森林，风小了点，就感觉暖和了点。我们找到了一个作废的密营营房，只剩了个方框。我们把树枝树皮捡回来，盖上，大家都高兴得很，“我们住上房子了!”一个叫刘贵的小战友欢喜地说。

    那时山中无日月，但据营长推算说，这天晚上是农历年三十。农历年三十，也没有吃的。小刘把自己裤子上缝的几块羊皮拆下来，烧着吃，这是荤菜。指导员杜景堂把自己那双破的靰鞡鞋，是牛皮的，放到铁桶里，化点雪水煮着吃，煮了一宿也没烂。大家都很饿，不断地用棍去捅那牛皮。

    初一早上，我放哨。大家说，不先吃一口再去?我说，回来一块吃。刚上岗，天突然又黑了，山下传来踩树枝声。是人，不是黑瞎子。我大声问:“口令?”对方不回答。我放了三枪，敌人就还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