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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黄显声颁布了鼓励各界人士参加武装抗日的《收编加委方案》，在物资和其他方面给予支持，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得到委任。到12月中旬，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已达22路。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于1931年9月27日成立的，它的宗旨是支援和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救国会一经成立，就拟定了发动东北民众组成抗日游击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方针，“暗派明白军事干员，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在救国会的帮助下，辽宁抗日义勇军得到更大的发展。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 “满洲国”建国宣言。这个日本侵略者亲手炮制的傀儡政权一经成立，就遭到东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激起了东北民众的极大愤慨，抗日义勇军也因此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到1932年3月，义勇军增至54路（后又增至56路），并有27个独立支队、6路骑兵以及特种编制义勇军。辽宁抗日义勇军逐渐形成了以北宁路、大通路（大虎山到通辽）、营沟路（营口至沟帮子）为中心的辽西、辽北义勇军活动区；以安奉路（沈阳至丹东）、南满路中段（沈阳至盖平）为中心的辽东三角地带和辽南义勇军活动区；以通化、桓仁为中心的东边道义勇军活动区。
东北抗日义勇军自成立之日起，锋芒就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者，使其在辽宁的南北西东处处遭遇打击。 1931年10月8日，日军派飞机轰炸锦州，并派出部分兵力沿北宁路向辽西进犯，以项中义、张海天等首揭抗日义旗的民团武装及绿林武装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 1932年1月，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吹嘘为“不可战胜”的古贺骑兵联队被刘纯起领导的义勇军歼灭。这一胜利，被日军称为 “满洲事变以来最大悲惨事件”；1932年12月，日军森秀树少将被庄河大刀会砍死。抗日武装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也促进了义勇军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辽宁抗日义勇军在“九一八”事变初期的大规模武装抗日，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辽宁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同仇敌忾的英雄主义气概。全国抗战爆发后，辽宁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如辽西郭文联的“仁义军”、邓文山部和王文福部，辽东的唐聚五等依然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辽宁抗日义勇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这种蕴藏在广大人民中间的民族凝聚力是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没有估计到的。抗联第一路军在辽宁的艰苦斗争
193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以下简称第一军）第一师在杨靖宇的率领下，挺进辽宁本溪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精神，杨靖宇采取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的方针，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收编抗日山林队、义勇军等武装团体，发展壮大了抗联的武装力量。
在宽甸，杨靖宇召集左子元、于万利及“胜武”、“圣军”等20多支抗日武装首领会议，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抗日武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先后将其收编为第一军直属第125支队、第一军直属独立旅。
在清原，杨靖宇提出“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战口号，改编了“金三好”、“苏子余”、“四海山”等部。
在兴京县红庙子，杨靖宇召集了十几支山林队首领召开会议，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共同对敌、完成救国大业的主张，并将他们改编为4个中队、1个游击大队。
杨靖宇还亲自率领120多人的队伍到桓仁召集当地武装头领开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并对那些抗日决心大、表现好的队伍予以收编。在本溪碱厂一带活动的“北国军”被编入第一游击大队，在兴京和桓仁交界地区活动的赵文喜部被编为桓兴农民自卫队第1分队。这些被收编的队伍，成为第一军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到1935年末，第一军由300余人发展到1600余人，在以兴京为起点的东部形成了千余公里的抗日游击战线。 1936年5月，第一军在教导第二团和第五团两个连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游击队员，于兴京县草盆沟建立了第三师。 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全军有3000余人，建制为3个师，接受指挥的其他抗日武装部队有8000余人。其中，集结在辽宁的第一师、第三师有1500余人，接受其指挥的抗日武装有5000余人。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第一军在辽宁期间的主要斗争形式。 1934年10月19日，根据杨靖宇《关于南满游击区和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形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发出《给南满磐石、海龙县委、人民革命军杨同志及党部信》。指示信中要求：“必须采取游击战术来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杨靖宇认真贯彻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十分注重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灵活实用的游击战术。他带领第一军部队转战辽宁的清原、新宾、桓仁、本溪、凤城、宽甸、西丰、岫岩等地，在方圆几百里的山区，采取埋伏、夜袭、阻击、突袭、避强攻弱、乘隙向虚等战略战术，利用游击战在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敌军周旋的同时主动进攻，历经了无数次激烈战斗，消灭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攻取兴京县城、火烧东昌台警察署、激战歪脖子望山等战斗。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的日军急于完成其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以“巩固满洲”、威胁华北，实现其独霸中国的侵略野心。 7月16日，日军东边道“讨伐”队长冈田少佐和坂本大尉等20余人乘坐清原县公署的汽车，到南山城、甘井子等地巡视，以筹划对抗日军民的 “讨伐”。第一军第三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得到情报后，立即将部队带到日军必经之路七道河子新沟一带的山上设伏。当日军的汽车由南向北进入伏击圈后，抗联指战员发起攻击，冈田、坂本等20名官兵被当场击毙。此役打得日伪军胆战心惊，立即限期清原、兴京两县将公路两侧200米以内的高棵庄稼和树木通通砍光，以防抗联袭击。此后，第一军第三师转入西丰、开原地区，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使日伪的重点“讨伐”计划宣告失败。
第一军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辉煌业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38年，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在辽宁本溪地区与日伪军作战达300余次，歼灭敌军近2000人，缴获各种枪支1500余支，军服300余套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仅1937年7月到年底的统计，第一军在杨靖宇的指挥下进行的较大规模战斗就达30余次，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虏120余人。 1935年的巴黎《救国时报》赞扬杨靖宇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为了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第一军第一师还选择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老秃顶子作为主要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老秃顶子地处辽宁、吉林两省边界，东与吉林省的辑安、通化相邻，南靠凤城、宽甸，北倚兴京、抚顺，西和西北与辽阳、奉天（今沈阳）接壤。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朴实；这里山高林密，是连绵群山的制高点；这里曾是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发源地，群众基础较好，日伪统治薄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首选之地。杨靖宇领导第一军凭借这里优越的地理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发展和巩固了以老秃顶子为中心的桓兴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桓兴地区成为抗联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桓仁县，游击区呈半圆形，从西至北转向东包围着县城。在兴京，除了县城，几乎都是抗联的天下。在宽甸，抗联第一师经常出没。第一军第三师还开辟了抚顺、清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桓仁、兴京、本溪边界地区相呼应，坚持抗日斗争近6年，极大地威胁和削弱了日本侵略者在辽东地区的统治。
1936年秋，日伪当局开始实施所谓的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敌人共动用了2.7万余兵力，时间长达8个月，主要目标是“讨伐”杨靖宇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杨靖宇指挥部队与敌人巧妙周旋于辽宁东部的桓仁、宽甸一带山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关内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面对新形势，第一军总司令部于7月25日发布了 《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驱逐日寇滚出中国”。 8月20日，杨靖宇署名颁布《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布告》，再次号召广大民众响应中日大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从此，第一军以配合全国抗战为己任。在杨靖宇的指挥下，抗联第一路军频繁与日军交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日伪当局不得不动用大量资金，抽调大批日军兵力广泛部署于各地。他们在对抗联采取更加野蛮的镇压的同时，不断派遣特务、间谍出没于抗联活动地区收集情报，甚至打入抗联第一路军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日军“围剿”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抗联第一路军的给养发生极大困难，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生活越来越艰苦。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1938年初秋，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师余部陆续撤离本溪、桓仁、兴京抗日游击区，实行战略转移。 1939年5月，这些部队先后到达吉林找到第一路军总部，转入江等地，坚持进行更加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历史的年轮已经转过半个多世纪，但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在辽宁地区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激励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振兴辽宁、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这就是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需要牢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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