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而当时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而捂住盖子、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正是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位中央领导。
陈云审时度势,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并列举了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陈云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2)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他认为,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3)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4)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这些问题的提出,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捂住的盖子,又一次带头突破华国锋原先设定的议程,抓住了历史转折的关节点,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改变了华国锋预先设定的会议进程。这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团结在邓小平、陈云周围的党中央多数,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居于少数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结果,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转变的标志。事后,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这样,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而为领导全党完成这次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了组织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领导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胜利完成历史转折的各项任务,打开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打开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在这一过程中,陈云继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面:(1)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和华国锋搞“新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陈云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邓小平赞成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中央政治局同意陈云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2)明确规定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陈云于1979年3月25日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行部署。他强调:经济调整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在陈云的提议下,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称为“新八字方针”)。
(3)批评“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实践证明,陈云提出和贯彻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国民经济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平衡、经济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三中全会后不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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