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善于走自己路的重要工作方法。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培育和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陈云就是重视并善于调查研究的典范。毛泽东曾说，陈云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陈云自己也曾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个重要历史时期，陈云考虑所负责的工作时常常深入实际，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拍板决策。从1955年1月至1961年7月，陈云就曾四次到家乡青浦调查研究，了解党的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了解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其中1961年6月27日至7月12日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历时比较长，调研内容比较广，接触的群众也比较多，找到的问题比较准，在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作条例草案。图为广州会议会场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快速发展。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对此，毛泽东显得特别高兴。他甚至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因为在他看来，小农经济在中国盛行几千年，根深蒂固。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原来设想用18年，现在只用了7年就完成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解决不了呢？

    中国近现代的苦难历史，激发了毛泽东等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奋发图强的紧迫感，他们试图用鼓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并在全国农村加速实现人民公社化。但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严重困难，人民吃不饱饭在许多地方成了普遍现象。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等人在痛苦的思索中清醒过来。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毛泽东等人开始冷静下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国内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农业困难局面有所缓解。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前一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提出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身体力行，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南下浙江、湖南、广东等地调查研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也分头到全国各地深入调查研究。六七月间，陈云带队到家乡青浦小蒸公社调查研究。

    围绕专题的面上调查研究

    1961年6月27日，陈云在上海与市委负责人、青浦县委负责人交流沟通后，乘火车到达石湖荡。小蒸公社的两位党委副书记亲自出马，一个摇橹，一个撑篙，摇了一只小船到石湖荡火车站接陈云。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两位书记一边行船，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行了一个半小时，陈云也初步了解了小蒸公社的基本情况。

陈云做经济工作注重调查研究，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图为1961年1月陈云和毛泽东交谈

    船到小蒸，陈云与调查组先遣队会合，了解了小蒸更多情况。原来，安排熟悉的人找熟悉的人了解实情，是陈云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早在到小蒸前一个星期，陈云已安排经济学家薛暮桥、秘书周太和及1927年曾与陈云一起在家乡搞农运的时任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国务院基建局局长陆铨生，以及与陈云常有联系的农民吴福林等，组成先遣队，先到小蒸去摸底和做准备工作。陈云之所以安排这些人同去青浦开展农村调查，是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农民也知道他们、了解他们，见了面就敢于讲真话，自然也就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

    陈云来到小蒸后，与调查组的10人一样，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当时，他身体不好，心脏有病，体质较弱，医生要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他第二天上午就主持召开座谈会，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亲自做了15天的调查研究。他用了两个半天听取公社党委汇报，开了十次座谈会，作了一次报告。他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调研。那时，青浦农村基本只有比较狭窄的土路、田埂，不要说行车，走路都有点难，有时还需要跨越水沟，一不小心就会滑到水里。从小蒸到各个自然村，来回要步行六七里路，有些村离得更远，往往还需要坐船摆渡才能过去。陈云常常穿着套鞋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穿行在村落和田头间，到农民家中观察住房、伙食、存粮、养猪、自留地等，了解农民吃饭和穿衣情况。十次座谈会，每次都由陈云亲自主持，围绕一个主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那十次座谈会的主题是：（1）公养猪；（2）私养猪；（3）农作物种植安排；（4）自留地；（5）平调退赔；（6）农村商业；（7）公社工业和手工业；（8）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和农民积极性；（9）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10）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这十个主题，既是陈云关心的问题，也是社队干部议论较多，在实践中意见有分歧，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当然更是农民盼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在陈云的引导下，社队干部和农民在座谈时说了许多实情。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调查组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党和政府既有表扬，也有批评，陈云特别注意倾听批评的意见。他常常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鼓励大家把实情和想法大胆说出来。干部和农民见陈云这么乐意听取意见，就一股脑儿说了一堆不满的意见，概括起来，农民有四点不满：一是对吃稀饭不耐饥不满意，说粮食征购多了，壮劳动力每人只留粮400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影响体质体力。二是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两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对农作物改制，如改种双季稻，改种慈姑、放水养鱼而收入不多有意见，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四是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他们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陈云细心听取了干部和农民的意见，不时启发大家深入讨论，对有些问题做了解释，对有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

    一天晚上，陈云在三官桥散步，遇到一位农民拍着肚皮说：“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年底再也不用为还租米担心了。干部不打人，不骂人，比国民党时期好得多，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青浦是鱼米之乡，可农民仍存在“肚子吃不饱”问题。陈云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这次来调查研究就是这个目的。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上下一心，找出问题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能够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在场的人听了这席话，个个神情严肃，十分感动。一位党中央的副主席能够当着基层干部群众的面承认工作没做好，认真向大家作检查，真是难能可贵！

    在青浦15天的调查研究中，陈云三次现场考察农机和农村工商业。第一次，他到抽水机站，仔细察看了安装在一艘船上的一部十几匹马力的抽水、碾米两用机。他兴奋地说，这种机器移动方便，不占地，投资少，经济效益大，既可灌溉又可排涝，可以节约人力、牛力和时间，农闲时还可以碾米。这种农业机械经济实惠，很适合农村，可以多采购一些，让更多的人受益。第二次，到供销社五金门市部，陈云看见玻璃货柜里陈列的都是闪光耀眼的五金器材和零件。营业员介绍说，这些都是拖拉机、抽水机和脱粒机等农机设备用的零件和工具。陈云走进连着门市部的仓库，发现西边堆满了化肥，东边却堆着五金器材。陈云马上提醒说，五金器材与化肥堆在同一间屋里，五金器材不是容易被锈坏了吗？第三次，到小农具门市部，陈云看到一个农民拿着新买的镰刀，稍一使劲，镰刀就扳弯了。他转过头对营业员说，你们只知道节约原料，增加利润，打出这样的镰刀，也不管农民能不能用，好不好使。营业员的脸一下红了。在场的干部和群众深感敬佩，陈云虽身处高位，却事无巨细，对关系集体和农民利益的事，观察如此仔细，关心如此到位。

    抓住问题的重点调查研究

    做好做实调查研究，既要有好的思想方法，也要有好的工作方法，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做好调查研究的诀窍。在调查研究中，他总是运用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点和面相结合、个体和整体相结合，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调查，而不是局限于一个点、一个问题或是问题的单个方面。在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走访了许多田头农舍，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了解了面上的基本情况后，陈云又抓住三个重点问题，深入挖掘，汇聚智慧，对调研所得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交换、比较、反复，重点突破，全面思考，深入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办法。

    一是关于母猪能否私养，实质上就是能否放宽农村政策的问题。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后，全国养猪数量起起伏伏，总体呈下降趋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有不少地方片面理解“一大二公”，认为越公越是社会主义，限制私人养猪，特别是养母猪。全国生猪存栏数，由1957年的1.459亿头下降到1960年的0.8226亿头。小蒸公社1957年猪存栏数达1.6万头，到1960年下降到0.56万头，减少了近2/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1年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加大了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力度，开始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规定社员可以“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六十条”下达后，大多数人民公社开始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但大部分母猪仍然由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母猪是否应该下放给社员私养？许多公社犹豫不决，态度不明，观望等待。小蒸公社同样也是如此。

    陈云带领调查组在小蒸对母猪公养与私养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比较，与农民和干部多方交换意见。他们发现，从饲养效率来看，公社化前小蒸实行母猪私养，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的死亡率大约在百分之6，2400户农家共养母猪七八百头，全年产苗猪1万多头。人民公社化后，小蒸与许多地方一样，实行母猪公养，1960年全公社母猪有1500头，但只生了6704头苗猪，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产4.5头苗猪，并且死亡的苗猪有5993头，苗猪死亡率达到百分之89。另外，还有710胎流产，至少损失了4196头胎猪，而农户总不让自己私养的母猪空怀流产，还力求生得多、活得多、养得壮。因此，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存活的苗猪多一倍以上。母猪公养与私养的结果，为啥差别那么大呢？陈云他们深入实际，逐个走进臭味熏人的猪圈，走访了小蒸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2个。他们发现，从饲养过程看，母猪私养比公养有几个突出的特点：（1）喂食喂得好。农民会按照不同时期母猪和奶猪的不同需要供给饲料，并注意母猪的吃食情况，还不时抓些泥鳅、螃蜞等与米糠、青饲料混合煮熟了给母猪吃，增强了母猪的体质，提升了母猪的奶水。（2）垫圈垫得好。农民不但及时处理猪粪，还常常在不同季节铺设青草或干稻草等，使猪圈保持清洁舒适，冬暖夏凉，猪就不容易得病，还增加了猪肥。（3）农民注意给怀孕的母猪保胎，不使它受惊流产。（4）重视接生。农民发现母猪快要生产时，就往往全家人出动，轮流值班，昼夜睡在猪栏边守护，母猪生产注意及时接生和不让母猪压死苗猪。（5）保护奶猪。母猪生一窝苗猪，总是有壮有弱，每窝小猪总有一两只小猪比较弱小，个头小、力气小，常常挤不到母猪奶头边吃奶，容易饿死，农民注意特别照顾这些比较瘦弱的奶猪，他们知道母猪的第三个奶头奶水比较充足，就会把比较瘦弱的奶猪抱到母猪第三个奶头上吃奶，慢慢地，奶猪也习惯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奶，比较瘦弱的奶猪就能够存活下来，一窝奶猪大小也长得比较均匀。（6）夏天注意防暑，给猪圈洒水通风，冬天注意保暖，挂挡风帘，多铺干草。陈云他们发现，农民之所以对自家私养的母猪、奶猪像对自家媳妇、婴儿一样特别用心爱护，是因为农民明白，母猪私养，养得好，赚钱就多，养不好，不但赚不到钱，可能还要亏本。农民自然就重视私养的母猪，母猪就比公养的母猪养得好。因此，陈云和调查组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发展的一个关键。”小蒸公社宣布母猪可以私养后，农户们纷纷报名领养母猪，领回去之后，猪棚搭得好好的，猪圈清理得美美的。当天晚上，许多农民就撑船出去搞猪吃的水草，人停船不停，大家轮流用船出去捞水草。第二天，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场地上晒满了水草，猪饲料有了比较充分的保证。小蒸生猪的存栏数很快赶了上去。

    二是关于农作物种植安排的问题。小蒸靠近淀山湖，从来就是鱼米之乡，但这个地方过去不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少。一个农户如果种十亩地，除种单季稻外，在冬季大约种七亩红花草、两亩蚕豆、半亩小麦、半亩油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为了多产粮食，社队要求改变这种种植习惯，改成夏秋种双季稻，冬春多种小麦。农民对这样的种植安排很不满意，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陈云和调查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和社队干部、农民反复讨论研究。陈云是算账的高手，他就从算账入手，从实际出发进行比较和选择。他们发现，表面看来，种双季稻两熟可收800斤左右稻谷，种单季稻每亩可收580斤左右。两者相比，虽然种植双季稻比种植单季稻每亩可多收220斤左右，但是如果全面算大账，种植双季稻与种植单季稻相比，每亩因寄秧田少产稻谷约150斤，多用稻种40斤，不能种夏熟少收豆麦80—100斤，多用的肥料用在单季稻可多收稻谷40斤，多用的劳动力用在单季稻上可多收稻谷20斤。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合310—330斤稻谷。而且，小蒸这地方无霜期短、下霜早，在晚稻成长结穗的关键时刻，常会遇到降温下霜，严重影响晚稻的成长和结穗，因此，使产量大大降低。尽管在早稻收割和抢种晚稻期间，农民想了很多抢季办法，付出了成倍劳动，但季节不饶人，往往还是抢不过来。这样一比一算，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陈云原本就对青西的气候、地势十分了解，通过这次调查研究和仔细算账，他更弄清了小蒸地区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好。因为小蒸的地势比较低，地下水位又高，这样的土地不适宜种小麦，种小麦的产量和收入都比种蚕豆少。一亩地种小麦一般只能收80斤，约值9元，种蚕豆可收干蚕豆一百斤，约值11元。而且，种植豆类植物有根瘤菌，可以给土地固氮。种过豆的地种水稻施同样量的肥料，要比种过麦的地种水稻多收约50斤。种蚕豆每亩要比种小麦少施猪肥10担，若把这少用的10担猪肥施在水稻上，可再增收20斤，两项合计每亩可多收稻谷70斤。种了蚕豆，大家还可以吃到一些很多人爱吃的青蚕豆，而与吃干蚕豆相比，吃青蚕豆更加合算。吃青蚕豆，嫩豆萁可以作绿肥用，一亩豆萁的肥料与一亩红花草大抵相等，青蚕豆比干蚕豆或小麦可早收20天。这对水稻种植的时间安排也比较有利。青蚕豆的收入每亩可达25-30元。蚕豆出口，价值更是可观。一吨蚕豆可换回1.32-1.36吨小麦，或者是1.88吨大麦。从保护土质和土地肥力来看，也是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当然，在农村劳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种双季稻、种小麦比种单季稻、种蚕豆，田间管理的活不知要增加多少，劳动不知要多辛苦多少，每年“三抢”农忙，不知会累倒多少农民。因此，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改变，作物种植安排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图为陈云与小蒸公社干部合影

    三是关于给农民多少自留地的问题。这是当时调整农村政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农业合作化后，给农民多少自留地总是处于变化中。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给农民的自留地一般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5。人民公社化时，不少地方又把自留地统统收为公有。1959年，郑州会议后把自留地还给了农民，庐山会议后又归公，在有的地方甚至连当年自留地所产粮食也折价归公。“六十条”出台后又重新把自留地分给了农民。短短几年，小蒸农民的自留地同样经历了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而且“六十条”下达后重新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3，其中大田只占百分之0.5，房前屋后的空地，田边、河边、路边、坟边等十边地占百分之2.5。农民感到自留地少了，土地状况差了，满足不了家庭蔬菜、杂粮和猪饲料种植的需要。陈云带领调查组与社队干部和农民推心置腹地交谈讨论，摸清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好处多多：（1）可以补充口粮。农民多一些自留地可以种各种喜欢的粮食和瓜菜，补充口粮的缺口，改善日常生活。农民一天吃四餐稀饭的日子难熬，也没有力气干农活，无法持久。（2）便于养猪积肥。农民可以在自留地上种植产量高些的杂粮做猪饲料，猪养好了猪肥也多，与种好地形成良性循环。（3）可以种各种各样的蔬菜，换换口味，补充营养，满足农民自己生活的需要。（4）农民可以在自留地上种些能到市场上出卖的东西，也有助于养鸡、鸭等家禽，连同鸡鸭蛋可以换些钱，让农民有些零用钱。（5）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竹子在农村用途很多，生活和劳动都需要竹子，竹笋也是人们爱吃的美食。新中国成立之后，竹园基本上未纳入自留地而继续让农民所有。可因为自留地不够，有些农民砍了竹子、毁了竹园，种粮、种菜，竹园大为减少。社队干部和农民的许多话让陈云感到中肯实在。陈云他们还发现，农民耕种自留地时，种啥、啥时候种，家人可以自己做主，想花多少时间精耕细作，就花多少时间，不用担心别人来指手画脚，真是地自留、人自由。因此，陈云赞成大家的意见，主张给农民增加一些自留地。他说：“土地少的地方，自留地的比例要高于百分之5-百分之7，甚至百分之7-百分之8。”后来，陈云应毛泽东之约，在杭州汇报了青浦调查情况。当毛泽东听到陈云汇报，青浦农村自留地只占耕地面积百分之3，其中大田只占百分之0.5时，明确地说，过去规定自留地占耕地面积百分之5至百分之7，指的都是大田”，并赞成青浦农村调查的结论。随后，陈云又向周恩来汇报了青浦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也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陈云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住宿地。

    多方交换调查研究成果

    青浦小蒸调查后，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近的浙江嘉兴县、嘉善县，江苏吴县、吴江县、昆山县，与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植双季稻、小麦等问题，也调查了解了自留地的情况。随后，陈云同中共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从南方回京路过天津时，陈云又向河北省委负责人介绍了青浦农村调查的情况和结论。在一次次的意见交换中，谈到养猪时，陈云明确地说：“我这次到家乡研究了一下，母猪是私养好，还是公养好？看来还是私养好。”这个主张，这时已有经过实践的事实来证明：“试验结果，放回户后，快死的就救活了，干瘦的逐步胖起来。”谈到农作物种植安排时，陈云认为，“南方有的地方群众对种双季稻有意见，要求改为种一季稻。”“这个问题，是种植方法的改变问题，北方也有这个问题，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经验砍掉，要很好地继承、研究群众的经验。”讲到自留地问题时，陈云指出：“南方有些地方的县委、公社舍不得分自留地，有的地方自留地只占总土地数百分之2-百分之3，看来这么做不合算。”他说：“民主得有物质基础保证。群众有了自留地，今天卖点瓜，明天卖个蛋，生活方便，花钱方便。没有自留地的基础，我看很难讲民主。”陈云的这些话，是在青浦深入基层调查后的结论。这些结论，来自基层实际，又与上下左右进行了充分沟通，是交换、比较、反复的成果。

    1961年8月8日，陈云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份调查报告。

    回到北京后，陈云又与调查组反复讨论研究，形成了思路，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提交中央书记处。8月下旬，三个调查报告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印发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对促进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来自实践、来自群众的解决困难的办法，符合客观实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不断向前进步。此后不到3年，我国粮食不够的压力有所缓解，老百姓餐桌上的蔬菜、肉食也丰富起来，农村的状况出现了好转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