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为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促使自己思考问题。有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也要自己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批驳。他在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工作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有一位副部长对一项重要政策坚持提出反面意见，为此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有几位研究人员对一个典型进行深入调查后，对中央关于一项决定的部分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真阅读了他们写的报告后，指出：已经决定的政策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变动。但是，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派要保护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非常重视，要给他们必要的经费和时间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鼓励他们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以保证中央能经常听到不同声音，对重大政策、决策的效果进行追踪、研究。

　　父亲常说，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这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他还说，要让来开会和谈话的同志感到我这里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认为，一个人有时免不了说错话，一点错话不说是做不到的。不怕讲错话，就怕别人不说话，党内一定要坚持民主生活、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讲民主的同时又必须有集中。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他还曾多次表示，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同志犯错误的问题，对由于认识不全面而讲过错话、发表过错误意见的同志，只要他们检讨了，在工作中纠正了就可以了，不要扭住不放。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四个原因是他敢于坚持原则，能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常常感慨地对我们讲，坚持正确的意见时要有一个“硬脑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父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顽强奋斗的一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愿意随波逐流。他认为，领导者在处理问题、提出意见和观点时，要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就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抵得上十万军队、百万军队，是一种无穷的力量。为此，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在学习哲学时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点。建国以后，他曾多次因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观点不被别人理解，而成为少数派，也曾因为一些重要的政治意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批判。1962年，为了度过国民经济的困难，经过慎重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思考，在与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后，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分田到户”的办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毛主席明确表示过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他思来想去，觉得既然找到了解决缺粮问题的具体办法，还是应该尽快向中央提出。后来，他和邓子恢、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虽然他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党内提出“错误观点”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他。1977年，尚在家中赋闲的父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重新让邓小平同志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认为到天安门去的群众是为了悼念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