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便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为了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做一些行政工作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进行了秘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的工作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支部根据罗世文的意见作出决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开身份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开展活动。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使狱方被迫答应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犯人等条件。从而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工作！”

　　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正的声明，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慑服。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更加钦佩。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由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

　　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启发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更进行了革命的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也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做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写的文章中，有的高度评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东厂等组织镇压东林党的罪恶，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对比、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讳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常用品），他都与难友们一起享用。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青年，他更是特别关怀和爱护。面对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的劳役，罗世文亲切地鼓励情绪消沉的青年:“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作准备！”还建议他们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逐渐增强对生活的信念，坚定斗争的决心。面对政治思想还不大成熟的青年难友，罗世文亲切地指导他们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第四十一》、《毁灭》等书，并鼓励他们坚强地生活和斗争。之后，好几位有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千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视死如归　英勇就义

　　1944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时，那些平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俩敬酒。罗世文凛然说道:“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1945年7月25日，息烽监狱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萍等5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罗世文、车耀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丝毫没有削弱或动摇他们的斗争意志和坚强信念。特务无奈，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途经桐梓时，因桥梁损坏，汽车就停在一座弃用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宣布释放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并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把这封信悄悄交给已被宣布释放的外籍修养人小马。小马把信秘密带出去，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了周恩来。罗世文把信交给小马后，曾对韩子栋讲:“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两年内。这一两年内政治形势没有好转，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复自由了。”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重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8月17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捱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转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宋绮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这封短信，字字珠玑，熠熠放光！

　　第二天，18日下午3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各牢房的难友紧紧抓住铁门，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罗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难友们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罗世文同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面对苍翠的松林，他放声朗诵了自己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这一字千钧的诗篇，震慑了杀人魔窟。刽子手开枪了！罗世文、车耀先应声倒地！特务们又在他们的身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毁尸灭迹！

　　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人民群众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遗骨，进行了隆重安葬，周恩来亲笔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题写了碑文。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罗世文以浩然之气，凛然之身，实践了自己对理想和信念的庄严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