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是一位具有曲折革命经历、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在重庆的战斗岁月，正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色恐怖之中，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组织革命武装，坚持革命斗争；敌人的监狱里，他立场坚定，意志坚强，团结和带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刑场上，他高声吟诵壮丽的诗篇，视死如归，凛然正气，感天动地。

    罗世文，四川威远县人，1904年8月2日生。1924年秋，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协同萧楚女、杨闇公等领导和开展重庆地区群众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罗世文多次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遭敌阴谋　被捕入狱

　　1937年秋，罗世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从延安来到重庆，领导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罗世文被任命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指导和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罗世文等同志领导的重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9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将暴露了的同志进行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还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战场。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破坏四川的共产党组织，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从而加强对四川的控制，蒋介石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似的“抢米事件”。当时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官员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商人等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从而出现人为“米荒”，米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利用这一形势，1940年3月12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库，煽动百姓暴动，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发动群众抢米，破坏抗战”，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将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早在“抢米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即已十分紧张，一个对罗世文十分敬佩的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特务悄悄告诉罗世文，要他赶紧躲一下，罗世文爱人王一苇也劝其快回延安，罗世文慨然回答:“大敌当前，只能以国家利益和党的工作为重，怎能以我个人的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危害我！”他始终不愿离开战斗岗位。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特委领导同志应予提高警惕，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转移，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两天以后，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共产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罗世文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是公开的中共代表，同地方军阀统战关系较好，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因而他留在成都坚持工作。

　　不久，蒋介石亲自批准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早已伸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周围。3月18日，罗世文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处理有关事务。刚一进去，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上去。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在这危急时刻，罗世文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他镇定地指示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继续发行《新华日报》。此时，特务们已经冲到罗世文的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战友们告别，从容地向楼下走去。就在罗世文被捕的当天晚上，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破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宣言》，揭露“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行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狱中正气　坚贞不屈

　　罗世文和车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狂热幻想。他们妄图使罗世文、车耀先在他们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四川党的机密，以便一网打尽；他们还妄想通过罗世文、车耀先的口，把“抢米事件”栽到共产党身上，以便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战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给共产党，为他们消灭共产党和打击抗日增加砝码，为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绞尽脑汁，用尽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但罗世文、车耀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打破了戴笠的如意算盘。

　　然而，戴笠并不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务邓文仪同罗世文曾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述旧情，拉关系，使罗世文“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斥责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1927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特务们采用轮流审讯、威胁利诱等办法，要他们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均遭到罗世文、车耀先的严辞拒绝。罗世文知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眼前面临的严峻考验，使他不禁想起1938年夏在重庆写的《赠张元弟共勉》的诗:

　　从来壮烈不贪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

　　廿年冰蘖励忠贞。

　　他知道，现在是他实现这个誓言的时侯了！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边是八大间棋盘似的隔开来的牢房，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命名；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被押解到息烽监狱后，监狱主任立即提审。这两位革命战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沉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入“爱斋”，以后又转入“新忠斋”和“老忠斋”。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著功勋。他悄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罗世文就这样坚持对党的忠贞信念，即便身处牢狱，也努力将自己身边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团结难友　坚持抗争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讲述的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

　　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部委员。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狱是“死牢”，共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去的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到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变节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了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的权利。其次，支部还始终抓紧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