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 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 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巳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4月18 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刘国定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